2019年5月15日，美國阿拉巴馬州通過地方法規，規定自法案生效起除非孕婦懷孕被確信將威脅母體生命外，自懷孕日起便不得墮胎，即便懷孕系因被強奸或亂倫所致也不能例外。

消息傳出，立即在美國乃至全球引發激烈爭論。社會保守派人士對此大聲叫好，認為此舉“體現了對生命的尊重”，而女權主義者則強調“懷孕與否是女性個體權、是基本人權的有機組成部分”，認為此舉“侵害了女性與生俱來的權利”。而一些社會學家則擔心，嚴厲的反墮胎法可能導致大量不愿繼續妊娠、卻無法獲得合法墮胎權的孕婦冒險選擇非法墮胎，從而造成嚴重社會問題和危險后果。

曾幾何時，世界許多國家都將墮胎列為嚴禁和非法之列，其理由則五花八門，或因為宗教典籍上的清規戒律，或將“人丁興旺”視作富國強兵之根本，唯恐放開墮胎將導致國弱兵乏。但隨著時代的進步，即便歷史上曾制定嚴格反墮胎法的一些國家，如今也開始允許有條件限制的墮胎。

如以色列自1977年起將是否允許墮胎交由一個專門組成的三人委員會(其中至少一名女性)來裁定，曾經號稱“世界最嚴厲反墮胎”的愛爾蘭、智利和西班牙，也不同程度出現了立場松動。

愛爾蘭1992年11月起允許孕婦赴海外墮胎，2014年允許孕婦在健康受威脅前提下合法墮胎，2018年5月25日公投通過憲法第36號修正案，刪除憲法中禁止墮胎的條款，允許妊娠12周以內或危及孕婦健康情況下的墮胎;

智利2017年9月起允許“母體健康受威脅、胎兒判定不能存活、母親因強暴而懷孕”三種情況下的墮胎合法;

西班牙2010年承認14周以內終止妊娠“完全合法”，22周以內孕婦有健康威脅或胎兒畸形前提下墮胎合法。

如今在全球范圍內，僅有馬耳他、安道爾、梵蒂岡、圣馬力諾、馬來西亞、老撾、菲律賓、帕勞、薩爾瓦多、海地、多米尼克、洪都拉斯、蘇里南、尼加拉瓜、剛果(布)、剛果(金)、加蓬、埃及、幾內亞比紹、馬達加斯加、毛里塔尼亞、塞內加爾等22個國家仍然完全禁止墮胎，甚至將墮胎入刑。

英國在墮胎問題上的法律變化曲線是相當典型的：

盡管不是從教規上嚴禁墮胎的天主教國家，但英國卻是世界上最早用專門法律禁止墮胎的國家，早在1803年就通過了全球第一個反墮胎法案《艾倫伯勒勛爵法令》，規定墮胎違犯刑律，最高可判處死刑;

1861年《人身犯罪法》第58條將最高刑期降為終身監禁;

1929年《嬰兒生命保護法》將墮胎視作“殺害嬰兒”;

1967年《墮胎法》允許孕28周內的有條件墮胎;

1990年《墮胎法》修正案再度放寬墮胎限制。

美國是在英國北美殖民地基礎上建立的國家，但獨立時間早于《艾倫伯勒勛爵法令》，因此在墮胎問題上一度缺乏統一法規，甚至各州對此也沒有明確的說法，但總體上是將墮胎視作“不可接受”，二戰前美國僅有一個州(康涅迭戈州)立法允許有條件墮胎。

上世紀60年代，美國發生多起因誤服藥物導致胎兒畸形、新生兒終身殘疾的悲劇，促使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于1973年1月22日通過《羅訴韋德案例》，承認婦女墮胎權受憲法隱私權有關條款保護，提出了影響深遠的“懷孕三階段”概念，并允許孕婦在懷孕第一階段(0～3個月)自由選擇是否終止妊娠，即以法律形式認定3個月內胎兒不享有生命權。

對此，美國國內保守派十分不滿，長期以來一直試圖采取法律措施推翻《羅訴韋德案例》，或至少在本州內加以限制。2006年3月6日，南達科他州州長朗茲通過地方法案，禁止該州內一切墮胎行為，希望此法案能激起相關訴訟并最終將官司打到聯邦最高法院，當時最高法院大法官多數為反墮胎人士，朗茲相信一旦如此則有機會“翻盤”，且希望借挑起這一話題在同年11月州長選舉中獲勝。但事與愿違，年底的州長選舉他不但敗選，反墮胎法案也被同時舉行的公投否決。愛荷華州(2016年)和俄亥俄州(2018年)分別通過“心跳法案”，規定“只要能聽到胎兒的胎音心跳”就算生命，墮胎即屬非法，試圖借此部分推翻《羅訴韋德案例》的規定。

此次阿拉巴馬州“5·15”立法嘗試，只是保守派在這個問題上的又一次挑戰。

值得一提的是，圍繞墮胎權的法律博弈，在美國已超越了“女權與胎兒生命權”這個曠日持久的傳統爭議，雙方所爭已不僅是“生命之未來”，而包含了復雜的社會、政治博弈因素。

傳統上美國東北方愛爾蘭后裔集中的州、農業州和南方一些信奉天主教拉美裔聚集的州，擁有強大的反墮胎勢力，而其他一些州則主張“墮胎自由”或“墮胎是尊重女權”的呼聲較高，由于分別代表不同的社區和社會階層，傳統上美國共和黨內反對墮胎的呼聲較高，而民主黨支持更寬松墮胎法律的力量較強。原本這種政治分野是模糊的，民主黨內也有許多反墮胎派，反之亦然，但近年來民主黨人極力取悅女權團體，而共和黨則希望借“反墮胎”挖傳統上更親民主黨、人數眾多的拉美裔移民墻角，因此圍繞“墮胎權”的法律博弈在政治因素作用下更加激化。

前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對“墮胎權”持寬容態度，主張在《羅訴韋德案例》基礎上進一步放開限制;而一貫以“逢奧巴馬必反”相標榜的現任總統特朗普則主張從法律層面收緊墮胎限制，改3個月內無條件允許墮胎為“只允許特定條件限制內的墮胎”，且在任上，特朗普通過推舉保守派新任大法官，取代因各種原因離職的自由派大法官，成功地讓保守派再度掌握了聯邦最高法院的多數席位，握有了聯邦層面立法、釋法的主動權，這無疑令各地反墮胎保守派人士深受鼓舞。前述幾個州的“心跳法案”集中出爐于特朗普時代，并非偶然，此次阿拉巴馬州的“5·15”立法，不過是這一潮流的最新一波。

然而阿拉巴馬州此舉似乎走得太遠了：特朗普本人在墮胎問題上的一貫主張是“為墮胎增設限制條件”，即只允許在特定時段(這個《羅訴韋德案例》中就有規定)、特定情況(如妊娠危及孕婦生命、胎兒可能畸形、懷孕系因強奸或亂倫等)下的妊娠采取墮胎，這種主張雖然較《羅訴韋德案例》的規定保守，必定會遭到女權團體和自由派的反擊，但實際上是符合世界多數國家在這方面規則的，以“國際慣例”來衡量并不算“出格”;而阿拉巴馬州“5·15”立法規定“無差別”禁止墮胎，則等于讓美國在墮胎立法方面一步退回到1992年之前的愛爾蘭和1967年之前的英國。

共和黨內不僅有“無差別”反對墮胎的保守派，也有許多代表工商業者、中產階層的人士，主張“有條件有限制允許墮胎”有助于黨內在這個敏感問題上凝聚共識，對抗標榜“自由化”的民主黨人，但正所謂“過猶不及”，如果在這個問題上過于“復古”，就會讓黨內發生分歧和爭吵，并導致共和黨支持者和特朗普“鐵票倉”對其支持的動搖和對其態度的兩極分化。

這些顯然都是即將正式宣布開啟2020年爭取連任進程的特朗普此時此刻所不愿面對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