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政客通過其國內法院向一個主權國家追責，這種荒唐的訴訟就發生在當下。近日，美國出現多起就新冠疫情針對中國政府提起的要求追責和巨額賠償的法律訴訟。

違法追責鬧劇的接連發生，讓國際法專家們瞠目。專家們認為，目前在美國法院提起的針對中國政府的訴訟，其實質是以國內法對抗國際法，以國內秩序顛覆國際秩序，違反多項國際法基本原則，是對國際法理的公然挑戰。

美國“索賠”：侵犯中國主權

“就新冠疫情在美國法院起訴中國政府不僅在國際法上是站不住腳的，而且嚴重違反國際法、侵犯中國主權。這是對二戰后建立起來的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的極大破壞。”中國國際法學會會長黃進這樣認為。

他說，這種“索賠”，違反國家主權平等原則。國家主權是國家最重要的屬性，是國家獨立自主地處理自己內外事務、治理自己國家的權力，是國家固有的在國內的最高權力和在國際上的獨立、平等權力。國家主權原則是國際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則。

二戰后《聯合國憲章》確認了國際法基本原則是國家主權獨立、平等的原則，規定“本組織系基于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而且該原則是聯合國及其會員國應遵循的基本原則的第一條。

解讀這一原則，黃進表示，主權國家根據自己的主權行事，不受任何其他權威的命令強制，也不容許外來干涉;在一個主權國家內，排除任何其他國家或者任何其他權威行使主權的任何權利;主權國家只有根據自愿，其主權的權利的行使才可以受到限制;主權國家不能被強制把涉及它的國際爭端提交仲裁或者司法，非經其同意，它的行為或者財產也不受外國法院管轄;國家主權的完整性是不容侵害的，沒有任何權威可以剝奪或者削弱國家的主權。

誣告濫訴：違反國際法的主權豁免原則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副所長柳華文認為，美國是在利用法律概念和法律程序進行政治化的操作。美國肆意炮制訴訟，借訴訟詆毀中國抗疫的成就和貢獻，轉移矛盾。這些所謂的訴訟的結果和過程都是他們要利用的。特別是利用訴訟發起和進行的過程，給別人施壓，造成法律上的騷擾。這也是法學界所說的誣告濫訴的典型情況。

“平等者之間無管轄權。”這是古羅馬的一句法諺，國際法學家們從這一概念中引申出國際法的主權豁免原則，是指國家的行為及其財產不受他國管轄。實踐中，國家主權豁免主要表現在司法豁免方面，即一國國內法院非經外國同意，不得受理以外國國家為被告的訴訟，因此主權豁免又經常被稱為國家的司法豁免權。

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黃惠康認為，美國炮制的誣告濫訴，違反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違反國際法上的主權豁免原則，也不符合美國1976年《外國主權豁免法》的原則和相關規定，嚴重侵犯中國的國家主權和尊嚴以及不受美國法院司法管轄的豁免權。

“在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國也是受害者。為抗擊疫情，中國政府和人民付出了巨大代價，承擔了重大犧牲。對受害者發起‘追責’‘索賠’的誣告濫訴，于實不符、于理不通、于法不容。”黃惠康說。

黃惠康認為，美國政府在因抗疫不力、備受詬病之時，使出“甩鍋”推責的慣用伎倆，支持和慫恿針對中國的誣告濫訴。此舉有違公平正義，與國際法特別是英美法系國家“禁止反言”的法律原則格格不入。

惡意污名：違背國際人權法核心原則

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疫情被稱為COVID-19，這是權威的命名。但是美國一些媒體和政客執意要叫“武漢病毒”“中國病毒”。

“這種惡意污名的背后是對中國的各種歧視和‘甩鍋’，明顯違背了世界衛生組織的命名規則和反對歧視的國際人權法。”柳華文說。

柳華文認為，貿然地認定病毒起源及其地理位置是不科學的。中國首先報告疫情，最早拉響了新型冠狀病毒的警報，在探索未知的疫情風險方面走在前面，不應被污名。

同時柳華文還說，非歧視是國際人權法的核心原則。聯合國成立后首先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和其后制定的包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在內的一系列普遍性核心人權公約都有明確的規定。

柳華文表示，這種“中國責任論”是沒有國際法依據的，美國個別政客和律師就是希望借助濫訴，來轉移國內應對疫情不力的政治壓力，為兩黨爭斗和大選服務，同時詆毀中國國內成功應對疫情的成就，抵銷中國對國際社會抗疫做出的重要貢獻，遏制和傷害中國良好的發展勢頭。

專家們表示，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全世界各國要堅守二戰后建立起來的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堅守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及原則為核心的國際法原則、規則和制度，堅守良法善治下的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在全球范圍內攜手抗疫，才能應對好這次公共衛生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