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飆突進的綜藝該剎車了

● 為了吸引受眾，真人秀節目會不斷提升挑戰性，并且這種挑戰是真挑戰、真競賽，這就會帶來一定的風險

● 雖然大多數節目從制作角度都要優先考慮藝人安全，包括節目設置等環節，但可以執行到何種程度則與從業者的素質、節目準備時間等因素有關。更關鍵的是，整個行業對此并沒有特別嚴格的標準

● 目前，在綜藝節目尤其是競技類綜藝節目發展比較混亂的情況下，加大監管力度、作出更有效的制裁刻不容緩，促使相關的節目制作方細化節目可能產生的高風險以及強化制作方面的安全保障

11月27日凌晨，藝人高以翔在錄制浙江衛視綜藝節目《追我吧》時當場暈倒，經醫院搶救無效后遺憾去世。隨后《追我吧》節目組發布聲明稱，醫院宣布高以翔為心源性猝死。

據悉，《追我吧》是浙江衛視推出的一檔夜晚城市實境追跑真人秀。節目運動強度大，內含梅花樁、飛檐走壁、徒手爬樓等高風險運動，且由于節目要求在城市CBD錄制，因此錄制時間大多在深夜，對參演嘉賓體能消耗極大。

11月27日傍晚，浙江衛視發布聲明回應高以翔猝死，表示愿意承擔責任。

針對這一事件，網友紛紛質疑，綜藝節目錄制在管理方面是否合規?節目錄制中，藝人的人身安全如何得到保障?

綜藝行業時間特殊

熬夜錄制成為常態

高以翔所錄制的是一檔都市夜景追跑競技秀。這檔節目讓明星與素人進行高難度、高強度的競技對抗，在“你追我逃”的硬核競賽氛圍中，突破體能極限，展現堅持不懈、永不言棄的競技精神。因此，節目中出現了大量關卡挑戰，包括“在兩個旋轉的滾筒上迅速找到身體平衡點，以最快的速度通過”“吊威亞爬70米高樓登頂，然后通過一個索道，滑向對面大廈的頂樓”。

“這個綜藝節目本身就挺危險的。”一位接近娛樂圈的相關人士向《中國經營報》記者私下聊天時表示，無論是男女藝人，在長期節食、營養不良的身體狀態下“連軸轉”地高強度工作已經是職業常態，而包括經紀公司、藝人工作室的工作人員也是如此。

上述接近娛樂圈的人士透露，“熬夜錄制”等非正常錄制手段，讓國內綜藝制作進入了畸形狀態。比如，之前大火的現象級綜藝節目《奔跑吧》的錄制時常是凌晨甚至清晨結束。

對于棚內節目為什么也會經常在夜晚錄制，許多藝人經紀從業者表示費解，但已經習以為常。

“這就像是約定俗成的，很多節目都是說好了錄制時間，觀眾到了，嘉賓也到了，但就是要延期兩三個小時才開始。”任職為某藝人宣傳的逍遙無奈地說。

針對許多網友質疑為什么節目在半夜一點多還在錄制，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廣電智庫專家周逵認為，屬于這個行業工作時間的特殊性。

“錄制一個節目，往往下午兩三點鐘藝人就開始化妝準備，由于想避免人聲和噪音等因素的影響，節目往往會選擇在晚上錄制，從傍晚錄制到半夜兩三點，藝人第二天早上還要再趕飛機，去趕下一場的節目錄制等活動，工作完全是連軸轉的。”周逵向《法制日報》記者介紹說。

在周逵看來，明星或者藝人也是作為一個文化生產行業的勞工身份出現，“他也是一位‘工人’，大量的日夜顛倒。不僅是藝人們，工作人員、編導們的工作節奏也是這樣的，這些由競爭性等因素帶來的風險不僅針對明星。這次高以翔猝死引發大家關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是一位明星，但同時演藝行業的工作人員也時而出現此類悲劇，這是行業的某種客觀性造成的”。

曾面試過綜藝編導職位的劉航(化名)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制作公司當時就表態說為了節省成本，很多都是一次連錄多期，早上開始準備工作，從傍晚六七點開始錄制，一直錄制到凌晨兩三點，實際工作起來很可能更晚。

劉航在后來從事相關行業的朋友處了解到，一些比較有名的綜藝類節目都是經常錄制到凌晨三四點，“有時候能明顯看出來常駐嘉賓的臉色很差了，但還是得接著錄。劇組拍戲，橫店因為夜里電費比較便宜，很多劇組選擇都在夜里拍戲，橫店大夜由此而出名，大夜指通宵不休息拍攝，小夜指拍到凌晨3點收工回去睡覺?？上攵笠褂卸嗫鋸?，在這些通宵工作的劇組里，時常會有負責燈光、道具、場務等工作人員猝死，但因為他們不是公眾人物，沒有人關注，所以公眾不得而知”。

一個曾在影視圈工作過的人說：“拍攝15個小時都正常，沒有人能管得了，演員在片場要隨時待命。”

“做節目的時候，感覺就是時間不夠用，雖然每天都是遠超八小時工作制，但依然來不及。”一位資深綜藝從業人員直言，“不管是誰，錄制當天生病了，也得堅持。去國外拍就更辛苦了，幾乎沒有時間睡覺。”

追求跨界暗藏風險

安全指數屢受質疑

近幾年來，由于影視行業資本涌動，綜藝行業也成為炙手可熱的領域。綜藝行業的狂飆突進在數據上可見一斑。據廣電總局監管中心統計數據，2018年我國共上線385部網綜，節目數量較2017年同比增長95%。

然而，伴隨著綜藝行業的迅猛發展，綜藝事故也層出不窮。

《法制日報》記者梳理公開資料發現，2013年，釋小龍的助理在浙江衛視《中國星跳躍》節目訓練基地意外溺水身亡，年僅18歲。

《奔跑吧兄弟》第一季錄制期間，李晨在和金鐘國對抗時被甩出去，撞得頭破血流，眉骨縫了22針。

《爸爸去哪兒》節目組雖然在每期出外景拍攝時都會先試玩一遍，也仍然出現了胡軍兒子流鼻血、費曼臉被劃傷等事故。

2018年，浙江衛視《王牌對王牌》錄制期間，張杰在玩游戲時暈倒，臉砸到凳子上導致面部淤青。

發生意外后，節目組的處理方式也備受爭議。

陳楚河受傷后，其經紀公司曾反映，節目組的隊醫第一時間沒有重視嘉賓的安全，僅僅只是用了冰袋的方式簡單治療，錯過了最佳治療時間，并且在態度上缺乏誠意。

張杰暈倒后，粉絲提出質疑，節目組在明知游戲有一定危險的情況下，無視張杰提出的對安全性的質疑，仍讓其參與。

“早年間，諸如飛機航拍中攝像墜亡等意外事件時有發生。在節目錄制中難以做到百分之百防范意外事故，我們時常耳聞在節目錄制中有藝人發生車禍等意外。而對于高以翔的安全保護，經紀公司在事先絕對會有所考慮，節目方的安全意識也不是完全沒有，相應的保護措施在節目過程中也會涉及。”周逵說。

在周逵看來，高以翔事件之所以發生，除了偶發性概率之外，還有以下因素：

真人秀節目目前的競爭性很強。“一個頂級的真人秀節目往往會投入大量的資源，而同時帶來的市場競爭就會非常強烈。真人秀節目為了吸引受眾，就會相應提升其挑戰性，而且這種挑戰是真挑戰、真競賽，花拳繡腿觀眾不會愛看，觀眾想看的是真實的反應。因此，這就會帶來一定的風險。”周逵說，現在節目往往會追求跨界，比如，這次浙江衛視的節目將高強度的專項體育運動與作為非專業運動員的明星結合起來，這種模式就會帶來一定的危險。

近幾年，大型戶外節目式微，節目組為了抓住觀眾絞盡腦汁。曾接觸過此類競技類綜藝節目策劃環節的張魯說，綜藝節目制作遵循的規律變了，制作人和導演會通過數據來揣摩受眾喜好，“比如，這一段虐心了，他們會發現數據很高，所以下次做節目的時候會覺得這樣的環節要多加，因為在這個環節收視率、點擊量馬上漲起來了”。

導演提前測試游戲

節目執行缺乏標準

隨著戶外競技游戲花樣百出，跳傘、速降等高難度游戲屢見不鮮。一些節目在介紹中也會強調“拼搏精神”“勵志競技”“突破自我極限”。然而，“突破自我”有那么輕松嗎?從制作單位到明星團隊，真的清楚“極限”在哪里嗎?

《花樣姐姐》《花樣爺爺》等節目的導演李文妤曾對媒體說，面對不能確保人身安全的項目，導演組會提前安排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導演進行“人肉測試”，“多次測試下來我們才能對這個設施有大致判斷，例如適不適合嘉賓做，或者是否要降低強度。如果不適合，我們會直接放棄”。

但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大型戶外節目受傷已經是節目組的常態。作為測試者，張魯曾在測試一個把人吊起來的道具時，雖然下面鋪了稻草，但自上而下被扔下來的那一刻，他的腳還是被扭到了。同組的一位女導演也閃了腰。入行這么多年，張魯對同事因加班進醫院已經習以為常。

曾從事安全管理相關工作的Carol向“娛樂資本論”透露：“像錄真人秀時，一些過于激烈的運動或是設計的橋段可能都會有不安全的情況發生，很多時候雖然節目組說我們這邊安保已經很好、有一定的保護措施，但其實你去仔細確認的時候發現很多設施都是不完善的。”

Carol曾在一場爆破戲前去檢查現場滅火器材，發現器材已經過了質檢期。還有一些劇組的腳手架也不符合規范，但這些通常只有熟悉安保工作的人才能看出來。

不過，根據“娛樂資本論”中對一些綜藝節目導演的采訪，有業內人士也表示，一般這類節目在最開始為了達到最強烈的感官刺激，會在初期設置成極限值，然后節目組的人去挑戰，再從極限一點一點往下降，降到藝人可以承受的難度，“基本上導演組測試完極限狀態，在錄制過程中肯定會降低很多難度。”所以事實是，在藝人受傷之前已經有不少節目組的工作人員替他們受了傷。執行團隊里有專門負責的游戲執行和藝人導演，需要對整個游戲環節在極端條件和非極端條件下進行完整的測試，還要對整體游戲過程中的危險性進行評估和預判。

雖然大多數節目從制作角度都要優先考慮藝人安全，包括節目設置等環節，但這其中可以執行到什么程度，也有業內人士透露，是和從業者的素質以及節目準備時間等因素有關。更為關鍵的是，不少受訪的業內人士均表示，整個行業對此并沒有一個特別嚴格的標準。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現場的救援措施。11月30日，央視《新聞周刊》節目在“人物回顧”中報道了高以翔猝死離世一事，而這則報道的題目為“高以翔：生命的警示”。

《新聞周刊》節目中首先回顧了高以翔去世的來龍去脈，介紹他平時喜歡健身、籃球、旅行、極限運動，身體素質良好，緣何猝然離世?節目說道：“痛心之余，有人質疑通宵高強度的節目錄制隱患重重。黃金4分鐘沒有專業醫護人員和急救設備，救護車也因路障沒能第一時間到位?；蛟S足夠的健康意識和及時的搶救措施不能將他挽回，但至少能保護住更多生的機會。”

同時，央視還指出，節目現場基本沒有應急救護的器械和相關的環境，不能說救護車直接開到身邊或者有體外除顫儀，高以翔就一定能夠救過來，但是沒有那就一定救不過來。“這就難怪，一邊是痛心，而一邊是擔心。”

加大綜藝監管力度

全面保障生命安全

高以翔離世事件發生后，也有輿論表示是否要加強這方面的立法。

對此，周逵說，目前該行業已經產生了一定的變化，并且形成了新的共識，“現在去節目組里，藝人方往往會在合同里加上‘確保藝人生命安全’這樣一個條款，藝人工會等也會相應作出舉措保障藝人的健康安全等”。

周逵認為，相關政府部門制定的法律法規界定已經足夠，不能要求有關部門事無巨細地對每一個出現的問題都予以詳細界定。“更多情況下，更應從媒介倫理出發，在傳統關注內容倫理之外，更加關注生產過程中的倫理，從行業工作者自身的生命健康考慮，重視人而不是犧牲人，加強對臺前幕后的明星、工作人員等所有從業者的重視。讓這個行業形成一個更好的工作習慣，促成良性的循環。”

不過，對于綜藝節目行業多有研究的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溫艷秋則提出，相關管理機構應進行相應規范。“目前，對于電視還沒有基本的立法，根據《國家廣播電視總局2019-2028年立法工作規劃》，5年內完成《廣播電視管理條例》等行政法規的修訂，10年內完成《廣播電視節目管理條例》《廣播電視從業人員管理條例》的制定工作。另外，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播電視法》的立法進程，10年內完成制定工作。”

“在目前綜藝節目尤其是競技類綜藝節目發展比較混亂的情況下，要增強監管力度，作出更有效的制裁，如加大處罰力度，促使相關的節目制作方更關注可能產生的風險防控，也可以出臺一些具體的措施性的防范措施，細化節目可能產生的高風險以及強化制作方面的安全保障。”溫艷秋說，將收視率和播放量作為目標的綜藝節目該冷靜下來了。

不少業內人士認為，娛樂是有底線的，不能一味地趕進度、求速度，忽略了基礎安全措施，更不該以藝人的安全作賭注。

“亟須對錄制的綜藝節目進行安全級別評定，最好邀請專業的安全機構給出建議，在安全防護方面保障萬無一失。”張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