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上海市寶山區就業促進中心首席職業指導師李弘2020年的工作比往年更加“燒腦”。她從業13年，面對的是越來越復雜的求職需求，今年尤為如此。

像李弘這樣的“首席”，全上海只有35人。疫情暴發以來，她為100多人提供了一對一的職業指導咨詢服務，為超過2000名大學生提供了入校職業指導。其中，一撥年薪在30萬元到50萬元的青壯年求職者的來訪，給她帶來了挑戰。他們大多來自受疫情沖擊較大的線下教育、旅游、酒店等行業，在疫情中離職。

疫情帶來的影響已經持續了近一年。過去10個月，上海市就業促進中心的150多名職業指導師為1萬多人次提供了就業指導，平均指導時長持續一兩個月，這些人中70%以上后來都實現了穩定就業。職業指導師們發現的一個顯著變化是，前來尋求公共就業指導服務的人，不再是那些只為找一份工作的低學歷、高年齡人群，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高學歷、高薪酬、對職業充滿期待和想法的年輕人。一撥年齡在35歲到45歲、具有15年以上垂直行業從業經驗的企業中高層管理者，也找上門了。

有房有車有娃有貸，超級焦慮

“多數是80后，跟我一樣，工作了十幾年。有房、有車、有娃，有房貸、車貸、學費壓力，一個月沒有收入還能扛一下，三四個月甚至半年沒有收入，就超級焦慮了。”李弘說。

每每遇到這樣的服務對象，李弘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幫助對方緩解“超級焦慮”的心情。

焦慮之下，很多人會走上一條極不理智的求職路線，從而導致自己“備受打擊”，然后更加焦慮。

40歲的李潮(化名)原本在上海一家傳統制造業企業從事研發工作。受疫情影響，企業資金鏈斷了，老板結完最后一個月基本工資后，宣布關門。

“一開始也并不是很著急，這家關門了去另一家，很正常。”李潮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他以往換工作，大約1個月就能找到下家，并且會有獵頭主動聯系他，“年薪30萬元基本是可以保證的”。但這一次，因為行業整體受到沖擊，他的職業真空期延長到了近6個月。

近6個月里，李潮不得不像應屆畢業生一樣天天在網上搜索相關的工作機會，他甚至還用并不熟練的PPT制作技巧自制了一份簡歷，用于線上求職。過去，他匯報工作時的PPT有下屬給做，跳槽時，也會有獵頭為他安排好與HR面談時間。

但這一次，做了種種努力，他還是沒能找到工作。他真的慌了，再不工作，房貸就要還不起了。他開始胡亂投簡歷，想的是只要能有一些薪水也是好的。他列出的年薪期望值從30萬元降到20萬元再降到10萬元。最令他崩潰的是，他拿著漂亮的簡歷去應聘地鐵公司安檢員崗位，也被拒絕了。

“人崗嚴重錯配。地鐵安檢員要每天8到12小時站立時間，你行嗎?”李弘說，在人崗錯配的情況下，高學歷人群受挫是必然。

除了李潮，李弘今年還遇到過旅游產品經理應聘做酒店前臺被拒的、線下教育機構中層管理者應聘做企業前臺被拒的。“有的人害怕跳出行業，有的就啥也不怕，隨便找工作”。

“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從微觀上來看，就是人和崗位的錯配問題。”上海市就業促進中心職業介紹處處長張云鷹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疫情下人崗錯配問題特別值得關注，“都只看到華為、阿里開出年薪200萬元請一個應屆生，都想去金融、科技、互聯網行業，卻沒人分析自己有什么能力、適合做什么工作。”

他們要的絕不僅是一份工作

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主辦的2020年“公共就業服務專項業務競賽全國賽”上，李弘以總成績第一名榮獲“全國十佳職業指導人員”稱號。比賽中，一道案例分析題是模擬一名財務管理專業女大學生執意轉型做網絡主播的求職場景，李弘拿了高分。“太真實了，日常工作就經常碰到這種情況。”她說。

過去，找李弘尋求幫助的人，以四五十歲的家庭經濟困難的中年人為主，多數只是需要“介紹一份工作”;現在，多是不愿安于現狀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年輕人。他們最喜歡的職業，是“自由職業”——不用朝九晚五，收入更高，可以積累資源，有助于未來創業，一個個都喜歡做“斜杠青年”。

智聯招聘《2020中國年度最佳雇主評選報告》顯示，大學生最看重雇主的因素是“尊重員工”，其次是“前景”。智聯招聘執行副總裁李強認為，未來年輕人選擇工作可能會和興趣、愛好“完全掛鉤”，“未來工作形態最大的變化，是靈活用工會變得非常普遍，所以一定要多做準備，找到自己熱愛的方向去投入精力”。

現實中，還真有為了“前景”離職的年輕人。羅杰(化名)與家人的沖突，在疫情期間發生。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的羅杰，聽從父母安排進了一家國企做質檢員，年薪10余萬元。在同事里，羅杰學歷最高，其余人多是中專、大專學歷。

干了兩年后，羅杰在沒有經過父母同意的情況下，直接辭職了。他要考研，讀“大數據分析”專業。疫情暴發后，羅杰又遭遇考研失敗，經歷了長達一年時間的職業空窗期。

在一次社區就業咨詢會上，羅杰的母親向職業指導師李弘“告狀”，認為兒子“能力有問題”，一來考研考不上，二來“海投”簡歷也沒能找到工作。

李弘分析了羅杰的求職路徑后發現，這個男孩只給“數據分析崗”投遞簡歷，而從未嘗試可能需要一些數據分析能力的市場營銷崗，或者需要一些客戶對接或者文案撰寫能力的戰略分析崗。

羅杰說，自己不擅長與人交流，只能對著數據作分析，因此不能接受那些可能需要與人溝通的崗位。

與羅杰緊盯自己專業相反的是，很多專業技術能力較強的大學生，在求職的關鍵時候，突然產生了要做“網絡主播”或者電競職業玩家的想法。

張云鷹說，來求職的多數青年人都把目光放在金融、大數據、互聯網、直播、電競等高光、高薪職位上，卻對自身職業技能的“遷移”關注不夠。

比如，一名因疫情影響而離職的導游，如果去應聘銀行客服崗位、移動公司客戶經理崗位，大概率是有可能成功再就業的。“導游的特長是善于溝通，善于為客戶服務，相對應的，哪些崗位需要溝通、客服的，導游都可以去應聘試試。而不是去酒店做前臺。”李弘說。

羅杰在李弘的指導下，嘗試去應聘一些需要80%的計算機專業能力外加20%溝通、文案能力的市場部崗位，很快拿到了一家銀行和一家初創型新能源企業的offer。他選擇了后者。“家庭條件還可以，沒有那么著急地要掙錢。我是男生，希望在更有前景的行業闖蕩一下”。

很多年輕人對自己有什么能力并不清楚

“人崗錯配”在疫情下顯得尤為扎眼，這讓很多人覺得“找工作特別難”。來自智聯招聘的數據顯示，疫情下企業校招規模并未削減，今年仍然有58%的企業選擇擴招。相較去年，企業在校招上投入的預算也有所增加。BOSS直聘數據顯示，2021年秋招“早鳥季”對應屆生需求回暖，同比增長4.5%。值得注意的是，要求候選人擁有博士學位的崗位，平均薪資達到了26523元，同比增幅達16.4%。

職業指導師的一個重要工作，是幫助求職者梳理自己的“職業能力”，再找到這些職業能力可以“遷移”的部分。哪些能力，可以運用到哪些崗位的工作中去。

經常有大學生向李弘“吐槽”，“我不擅長溝通，不會討價還價，我沒法做采購崗或者銷售崗。”這個時候，李弘往往會問他：“你向父母要生活費時，會不會討價還價?會不會先考慮一下怎么開口比較合適?”

她說，很多年輕人對自己“有什么能力”并不清楚。這也是要把職業指導前置到大一、大二階段的一個重要原因。“很多時候，不是市場上崗位不夠多，而是大學生對自身的定位不合理。到了大四他突發奇想，要干這個、干那個，卻沒想清楚自己手頭有什么技能。”

李弘曾帶著一群大一學生去寶山區的電競基地參訪，很多學生看到電競基地的工作后恍然大悟，“原來不是會玩游戲就能做電競行業”。每當遇到一門心思要放棄所學專業技能轉身做直播的大學生，李弘總要耐心地告訴他們，“一個主播背后有很多不同職業技能的堆積，而且職業壽命有限，真正能在這個行業做到頭部的只是鳳毛麟角”。

11月底，在上海大學舉辦的應屆畢業生專場招聘會上，職業指導師咨詢臺前的隊伍，排得比招聘企業前的還要長。招聘會臨近收尾，還有很多學生在排隊——求職者對職業指導的渴求，十分明顯。

33歲的魏秋(化名)疫情前在一家國外學術交流中心工作，從4月開始四處謀職。她對記者說，她的年齡不占優勢，工作經驗又多是教育培訓行業，屬于受疫情沖擊大的行業，很難遇到同類型企業招聘。她簡歷投出去基本是“石沉大海”，起初不能接受大幅降薪，后來也向一些工資比較低的通用性崗位投遞過簡歷。在李弘的幫助下，她重新“提煉”總結了個人核心能力，找到了新的“軌道”，求職成功。她感慨，上次投簡歷還是在2013年，當初投簡歷的網站如今都已衰落。

她對記者說，疫情這只“黑天鵝”對自己的影響，很難說是正面還是負面，但不管怎樣，自己都會努力面對。(記者 王燁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