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葫蘆浮起瓢

說起培訓機構“卷錢跑路”，江蘇省南京市的張女士氣憤不已。2019年，她給女兒報名了一家自稱“高端國際品牌”的培訓機構，存了上萬元的課時費。

“前一天還好好的，沒有任何征兆，第二天就人去樓空了，電話打不通，人也找不到，1萬多塊錢打了水漂。”張女士感到困惑，“家長們維權艱難，聽說和我有相同遭遇的家長還不少，培訓市場到底怎么了?”

2018年8月，國辦印發《關于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這是第一個在國家層面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系統性文件。教育部等四部門聯合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各省區市也開始專項治理，取得了重要的階段性成效。

但令人擔憂的是，在校外培訓機構整治過程中，一些問題“按下葫蘆浮起瓢”，甚至滋生出新的問題：一些培訓機構從“地上”轉為“地下”，明著被關停，實際上“改頭換面”重新營業;一些培訓機構師資隊伍良莠不齊，有的甚至不具備教師資質;盡管三令五申，培訓機構參與招生錄取的現象仍然時隱時現……

“課外班的亂象，已經不單單是一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問題。目前，已然形成了由補習機構、線上教輔平臺等相關群體組成的利益鏈條。”重慶市九龍坡區謝家灣小學校長劉希婭調研發現。

這樣的現象需要引起警惕：一些在整改中“下馬”的培訓機構悄然轉移到線上，提前學、超前教、虛假宣傳、亂收費等現象也隨之轉移到線上。與線下培訓相比，線上培訓具有生源、師資分散的特點，既難于監管，也難于整治，很多地方尚未出臺具體整治細則。

痼疾在標也在本

1月7日召開的202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教育部黨組書記、部長陳寶生表示：“大力度治理整頓校外培訓機構。這是當前面臨的緊迫難題，這個難題破不了，教育的良好生態難以形成。這件事非辦不可，必須主動作為。”

要想治理整頓校外培訓機構，必須把因果鏈搞清楚，把責任鏈理清楚。培訓機構亂象之所以成為頑瘴痼疾，其監管難既難在“標”，也難在“本”。

從“標”上看，校外培訓機構整治既屬于教育問題，又需要各部門綜合治理，涉及市場監管、人力資源社會保障、民政、公安、應急管理、衛生、網信、文化等部門，“九龍治水”，職責交叉。整治過程中，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線下要求不達標，就轉戰線上;超前教學不允許，就“陽奉陰違”……

從“本”上看，校外培訓是很多家庭的“剛需”。孩子需要補課，家長沒有精力和能力輔導，不報培訓機構怎么辦?下午3點半放學，家長沒有下班，不上“托管班”孩子誰來接?別的孩子都報班，自己的孩子不報，會不會“輸在起跑線上”?因此，在整治校外培訓機構過程中，甚至出現“家長打掩護、上課‘對暗號’、培訓轉‘地下’”的怪現象。

當前，校外培訓市場上，不僅有大機構、小機構，更有很多“單師單科培訓”，自由職業者、體育藝術特長人員、高校學生等都能成為老師，監管對象分散、數量多，也給規范化管理工作帶來一定困難。

“教育部門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引導培訓機構為全日制學校提供優質規范的教育資源，在學校特別是薄弱學校的教學革新、課程研發、管理優化和課后服務等方面，在校內消化人民群眾‘培優補差’的‘剛需’。”全國政協委員胡衛建議。

握指成拳解難題

“北京市已經研究出臺相應的規范和引導。一方面是辦學資質、辦學標準以及疫情防控的要求;另一方面，市教委將進一步加強對教師資質、超綱超前教學、教學質量不高，特別是預付費資金、培訓服務合同、未成年人保護等方面的監督，堅決堵住隱患。”前不久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書記、市教委新聞發言人李奕介紹。

培訓機構具有鮮明的教育屬性，直接關系立德樹人的成效。這也就意味著，需要對其在辦學許可、登記、收費、廣告宣傳、安全、衛生乃至食品安全等方面嚴格監管，劃出“紅線”，明確“底線”。

在教育教學方面，亟須督促校外培訓機構遵循教育規律。“我呼吁，盡快在市域范圍內建立統一的校外培訓機構管理平臺，將所有校外培訓機構的師資情況、開班情況、學生名單、培訓內容、任課教師、上課時間統一錄入平臺。”浙江省鎮海中學黨委書記張詠梅說。

同時，亟須對培訓機構師資隊伍的師德師風作出監管，不但要審核其資質，更要在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實學識、仁愛之心等各方面對其嚴格要求。

“治理的力量要注重統籌，進一步明確市場監管、民政、發展改革、財政、公安等部門的責任，共同發力，力爭取得重大突破。”陳寶生強調。

“九龍治水”如何變成“握指成拳”?有專家建議，可以建立由教育部門牽頭、有關部門參與的聯席會議制度，制定詳細的工作方案，細化分工、壓實責任、大力推進。同時，需要充分發揮相關行業協會在行業發展、規范、自律等方面的作用，形成合力。

“要堅持眼睛向內抓治理，校內教育教學安排、管理服務要調整、要跟上，切實解決好學校內、課堂內教不到位的問題。”陳寶生表示。(記者 張 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