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欺凌”在世界范圍內一直是個經久不衰的話題。伴隨著近期電影《少年的你》的熱映，校園欺凌這一社會問題又一次出現在了公眾的視野中，引起了社會的關注與熱議。

2016年，我國政府相繼出臺了《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首次從國家層面確定了“校園欺凌”這一概念。2017年4月一系列文件的出臺，更是提高了社會各界對校園欺凌的關注和認識。

作為一個一直存在的社會問題，當下校園欺凌現狀如何，在表現方式上呈現出什么樣新的特點?哪些孩子更容易被卷入校園欺凌事件中?我們又該如何去防范和治理?這都是社會各界迫切關注的問題。前不久，浙江工業大學教育科學與技術學院“校園欺凌”研究團隊(以下簡稱“團隊”)用半年的時間調研了某省3753個中學生樣本，并以此為基礎，試圖揭開其中的答案。

欺凌者與被欺凌者的角色重疊

按照團隊的界定標準，只要學生連續“一個月兩到三次” 或更頻繁地遭受/實施了一種及以上的欺凌行為，就會被定義為發生了校園欺凌。

團隊調研的結果顯示，412人發生了校園欺凌，占總人數的11%。其中，有321起是學生被欺凌事件，有91起是學生欺凌他人事件。欺凌與被欺凌事件在數量上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團隊認為，一方面可能由于不同學生個體對校園欺凌的認知不同，另一方面，校園欺凌作為眾所周知的負面行為，可能會使欺凌者在自我報告時有意掩蓋欺凌事實，從而減少了欺凌事件的數量。

另外，團隊還發現，在412起欺凌事件中，存在58起欺凌-被欺凌的情況，即欺凌者與被欺凌者會有角色重疊的可能，這是青少年學生遭遇欺凌傷害后的行為映射，說明在校園欺凌中，沒有絕對的欺凌者也沒有絕對的受害者。

男生是校園欺凌的主力軍

調研結果顯示，在校園欺凌的來源方面，71.6%的學生選擇了來自“同班”同學，11.9%選擇了“同年級別班”，5.6%選擇“高年級”，只有6位同學選擇“低年級”，僅占1.5%。總體來看，超過七成的欺凌事件是同班同學所為，這可能與同班學生之間長期頻繁的交往分不開，因為頻繁的接觸難免引發誤會和摩擦，而誤會如果長期得不到化解，便會升級為校園欺凌。

在校園欺凌的人員構成方面，調研顯示，“幾個男同學”是選擇最多的一項，占比38.6%;緊隨其后的是“一個男同學”，有23.5%的學生選擇了此項;其次，有18%的學生選擇了“男女同學都有”;最后，僅有10.2%和4.9%的學生選擇了“幾個女同學”和“一個女同學”。調研結果說明男生是校園欺凌的主力軍。此外，研究數據還表明，相較于“單干”，學生們更傾向于結成“團體”進行欺凌。

自由活動時間和密閉空間更易發生欺凌

調研結果顯示，“課間休息時間”“放學后的時間”及“午休時間”是校園欺凌最為頻發的3個時間段，分別有33%、26.5%、23.5%的學生選擇;而在“上課時間”“上網時間”和“自習時間”的選擇上則相對較少，分別只有20.4%、17.7%和14.1%。

眾所周知，欺凌行為通常發生在家長、老師的視線之外，因此，學生不會選擇在上課時間、自習時間等老師在場的時候進行欺凌，而多選擇課間、午休和放學后等老師看顧較少的自由活動時間實施欺凌，這說明越缺乏監管越容易產生校園欺凌。

調研結果發現，校園欺凌多發的地點為“教室”“宿舍”等相對密閉的空間。具體來說，有37.6%的學生選擇教室，31.3%的學生選擇宿舍。選擇操場、放學回家和上學路上、廁所、教學樓的走廊、網吧、食堂的學生，分別為16%、11.4%、10.7%、10%、8.3%、8%。

由此看出，校園欺凌無處不在，但相較于隱蔽狹小的空間，公共場所發生校園欺凌的可能性相對較小。

傳統欺凌占主導，網絡欺凌增多

校園欺凌的類型多種多樣，但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為身體欺凌、言語欺凌、網絡欺凌和關系欺凌。從欺凌的類型上看，中學生多選擇言語欺凌與身體欺凌等傳統的欺凌類型，通過推搡、打架、威脅、辱罵等外顯行為進行欺凌，但網絡欺凌占比依然不容小覷。

在電影《少年的你》中，無論是胡小蝶跳樓后，周圍同學忙著拍照發朋友圈、發帖、發微博，在網上議論猜測本次事件的特寫場景，還是魏萊等人把陳念母親是騙子的消息發布到網上并被迅速傳開討論的場景，都側面烘托了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手機、電腦等電子設備已經成為當今中學生的“生活必需品”，網絡的普及也對校園欺凌的表現形式與傳播發酵方式的改變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調研中，學生們多次提到在“網吧”發生校園欺凌。這種新型網絡欺凌形式的誕生使欺凌者在實施校園欺凌時更加便捷化，更少受到地點的限制，且實施過程更為隱蔽，隱匿性高，很難找到真正的欺凌發出者，欺凌成本低，操作性也更強。

欺凌事件一旦被發布到網絡上，就會迅速地擴散開來，此時這件事已經不再是某個學校或某個省份的事情，而是全國都會關注的事情，加快了事件的發酵升級。由于網絡上人員的復雜性，“三人成虎”的可能性很高，很可能會出現歪曲事件因果、夸大事件嚴重程度，無根據地猜測事件相關信息等現象。

團隊認為，這表明網絡時代的來臨為校園欺凌的表現形式增加了網絡化的特征，形成“虛擬欺凌”，擴大了校園欺凌的影響和傷害范圍，增加了監管難度。訪談中有學生也表示：“傳統的校園欺凌可以通過遠離欺凌者來減緩，然而流言一旦被放上網，那簡直讓人無處可逃。”

女生間的關系欺凌突出

電影《少年的你》以女生間的校園欺凌事件為題材，雖然大家可能都關注到的是魏萊等人對陳念的身體欺凌，比如拿排球砸陳念的身體、推搡陳念摔下樓梯、對陳念進行身體毆打、拉扯剪掉陳念的頭發等，對女生間的關系欺凌刻畫較少。但團隊的調研結果顯示，中學女生間的關系欺凌是校園欺凌中十分突出的一個問題。

團隊的調研結果顯示，男生參與校園欺凌的人數要顯著高于女生，但這個差距隨著社會“男女平等”“女性男性化”思想觀念的發展逐漸在縮小，女生參與校園欺凌的比率越來越高，而且在關系欺凌這一維度上與男生不存在顯著差異。

男生校園欺凌表現為辱罵、恐嚇、威脅或性別歧視為主的言語欺凌和性欺凌;而女生間的欺凌則更多表現為較為間接的網絡欺凌和關系欺凌，具體表現為一種基于欺凌情境的人際關系排擠與上傳視頻所形成的組合樣態。雖然男生也會和女生一樣使用間接欺凌的方式搞臭被欺凌者的名聲，但是男生更多地會參與直接欺凌;而相比直接欺凌，女生會更多地參與間接欺凌。

團隊分析，女生參與校園欺凌的原因更加多樣與微妙，一件不起眼的小事甚至是某個地方的優點比較突出，都可能使自己被卷入校園欺凌。女生通常不會把不喜歡、討厭、嫉妒等情緒利用身體欺凌與言語欺凌的形式直接表達出來，而是會轉化為關系欺凌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欺凌形式，通過拉攏其他同學、孤立目標對象這種“抱團”的方式來對其實施欺凌。對于正處于青春期、喜歡以自己人際網絡人脈來衡量自己社會地位的中學女生來說，關系欺凌這種隱性的欺凌形式更是表現得尤為突出。

在訪談中，男同學們告訴團隊：“女生比我們還兇，抓頭發啊、拍視頻，什么都有。”“女同學那邊好像每個班都有互相排擠這樣的現象吧，感覺有時候關系好其實也是假的，我分不出來。”

留守中學生更易成為受害者

電影《少年的你》中女主角陳念是校園欺凌中的受害者，但大家可能忽略了一個細節，陳念同時也是一個父親從未出現、母親在外躲債、一個人生活學習的留守兒童。

團隊的研究結果證明，留守中學生更容易成為校園欺凌的受害者，而且更可能出現一些極端偏激的錯誤認知。團隊認為，這可能是由于留守學生性格本身與家庭環境兩方面造成的：

一方面，留守中學生由于父母長期不在身邊，缺乏安全感，導致性格過于內向或者性格過于獨立。他們可能會害怕與他人溝通，不敢向別人表達自己內心的意愿，當面對他人不合理要求時也不懂得如何拒絕，給他人留下“懦弱”“好欺負”的印象標簽，從而更容易成為他人欺凌的對象。

另一方面，留守中學生通常家庭經濟條件較差，普遍存在自卑心理，同時父母長期不在身邊無法對其進行人際交往上面的指導，因此在人際事件處理能力較弱，對人際事件的處理也會更加情緒化，因此更容易產生人際矛盾，從而更容易受到校園欺凌。

“圍觀群體”影響欺凌氛圍與事件走向

校園欺凌的“圍觀群體”是指身處欺凌現場的目擊者或者沒有目睹現場但擁有欺凌信息、關注欺凌事件的大量人群。從群體對于欺凌事件的態度反應看，圍觀群體可以分為欺凌保護者、潛在欺凌捍衛者、協同欺凌者、煽風點火者與置身事外者;從群體所處的場所看，既有線上圍觀群體，又有線下圍觀群體;從欺凌信息獲得的來源看，既有直接目睹的圍觀群體，又有間接聽聞的圍觀群體。

團隊認為，圍觀群體的態度與行為表現是影響欺凌氛圍與事件走向的重要因素。

在線下的實際情境中，圍觀者是指在欺凌發生現場圍觀欺凌過程或間接聽聞欺凌事件的群體，這里的群體可以是學生、家長或者老師。很多校園欺凌圍觀者雖然內心深處不贊同欺凌者的做法，但迫于情境壓力沒有對欺凌事件做出反應，選擇保持中立與沉默。但他們幾乎不會知道他們的關注或沉默意味著對欺凌行為的鼓勵——至少是承認——而不是反對，這樣的態度會助長欺凌者的氣焰，認為自己的欺凌行為是受到大家接受和支持的，并且不會受到懲罰，從而促成欺凌行為的發生與升級。

在線上的網絡世界中，圍觀群體多是指大量聽說過欺凌事件的網友，他們多半是通過視頻或文字描述來獲得欺凌信息的，具有一定時效的滯后性。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匿名的網絡世界削弱了個體社會道德的約束，網絡圍觀群體相比于實際情境中的圍觀群體人數更多，群體從眾行為也更易產生。因此，他們一旦接收了相關欺凌事件的信息，便開始在網絡上大加評論。一般來說，輿論偏向哪邊，他們的評論就偏向哪邊，由此便集結成了一群群極端的網絡圍觀群體。

一般來說，圍觀群體中的不同角色決定了圍觀者不同類型的角色行為，而這種角色行為又會使整個欺凌事件的“圍觀”行為發生改變，形成或積極或消極的兩種不同性質的“圍觀”。

團隊認為，嘗試打破“群體”的桎梏，分角色對校園欺凌的圍觀群體進行剖析，比較群體中各類角色以及角色行為的異同，將能引導和有針對性地幫助減少消極“圍觀”。

(劉曉為浙江工業大學教授，黃順菊、吳夢雪為浙江工業大學碩士研究生)

劉曉 黃順菊 吳夢雪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