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社部發布今年第一季度最缺工100個職業排行榜，這100個職業的崗位需求量達166.5萬，求職人數為60.9萬，求人倍率超過了2.7。從結構來看，新進榜職業近七成與制造業直接相關。2004年，“技工荒”第一次出現在中國沿海地區，并引發學者們關于中國經濟“劉易斯轉折點”到來和人口紅利即將消失的爭論。時至今日，隨著制造業技術轉型升級和勞動力供給主體的變化，“技工荒”出現如下新態勢和新特點。

一是數量和技能雙短缺。據官方統計，中國技能勞動者特別是高技能勞動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居高不下，制造業技術技能人才需求人數和求職人數之比大于2。不僅數量短缺，中國還一直面臨技術性人才的結構性短缺，高技能勞動力供給短缺問題尤其突出。盡管中國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但截至2020年，整個農民工群體中文化程度為初中及以下的人數占比仍高達近七成。此外，這些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接受的是義務教育，接受過專門職業教育的人數比例也不高。二是年輕勞動者短缺。技術工人在技術斷層外出現的年齡斷層，是另一個需要引起關注的問題。上一代工人變老，新的年輕人卻不愿進工廠，工人老化現象嚴重。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50歲以上農民工占比在2017年首次超過20%之后，以每年1%~2%的速度攀升，這一數字在2020年為26.4%。三是穩定性短缺。從勞動力供給的角度看，從季節性用工到月工再到目前常見的日結和小時工，短工化趨勢日益顯著，工人的不穩定性和流動性加強。這種流動是勞動者用腳投票、不斷試錯的結果，也可拓寬其視野與機會。不過，這種流動性也導致年輕工人怠于技術學習，相對應的，企業也缺乏動力投入資源去培養工人。

不夸張地說，最缺工職業排行榜背后，是技術工人在數量、技術、年齡全方面出現斷層的現實。同樣以“缺工”代稱的“技工荒”，早已與其最初出現的含義與特點大不相同。問題何以形成?筆者認為，這是由產業轉型期間技術勞動力供給和需求兩方面互相影響和推動造成的。一方面，勞動力供給方主體發生了變化。從近幾十年的歷史來看，工人的供給主體實現了兩次轉變，第一次是從穩定就業的城市職工到剩余農村勞動力的轉變，第二次是從第一代農民工到第二代農民工的轉變。與他們的父輩相比，第二代農民工物質基礎有所改善，個人意識和訴求更強，不太愿意忍受工廠較差的工作環境和枯燥的低端體力勞動，也不太認同工廠的管理方式。而自由、靈活、幾無技術門檻、收入也并不遜色的零工經濟由此被更多年輕勞動者選中。這無疑加劇了技術傳承斷層的形成。

另一方面，從勞動力需求方來說，企業多是在世界工廠的逐底競爭中賺取微薄利潤，面臨不提高工資找不到人、提高工資就沒有利潤的兩難困境。“技工荒”背景下，企業招工成本水漲船高，不是招不到就是招到了留不住，一些緊急生產任務不得不采取短工的方式來補充完成。當企業對技術和發展的高需求遭遇短工的用工模式與勞動者老齡化的現實，自動化成為重要的解決方案和選擇。企業技術轉型升級導致對勞動力的需求數量和結構發生變化，對勞動者的學歷和技能提出更高要求，這種需求與勞動力供給的不匹配，造成了另一種層面上的技術工人斷層危機。

鑒于此，產業轉型期間勞動力供需關系適配問題，是長期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不存在緩釋危機的空間。在政策方面，應完善技能提升的激勵機制。改革開放之前，工人與企業之間存在穩定的勞動關系，工人技能多在“師帶徒”的模式中實現逐步提升。在八級工技術評級體系、評級與工資嚴格掛鉤等激勵制度安排下，八級工的工資甚至比廠長還要高。不過之后，這一傳統模式逐漸被顛覆，技能與工資逐步松綁，企業也多堅持績效導向，通過計件工資實施基于產出結果的工資體系。

筆者在調研中發現，國家出臺的一些技術評價激勵政策，地方和企業的執行并不理想。比如有企業按政策申領培訓補貼遇阻，甚至有“七獲省部級科技獎卻評不上正高職稱”的現象。對此，要堅持問題導向，讓良政切實落地，通過政策引導構建多重發展路徑，暢通技術工人的成長通道，讓年輕人看到，當工人也照樣可以通過技能提升過上有尊嚴的體面生活。

加強職業教育與產業發展的適配性。職業教育是培養技能人才的基礎工程，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然而在大學擴招的同時，前者卻成為一種“次等選擇”，“重普輕職”的社會觀念仍存在。為推動職業教育發展，國家層面出臺不少支持政策，并推進“校企合作”和“現代師徒制”等模式，但在具體實施中，企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并不高，這也說明，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及訴求，理順相應流程仍有不少工作要做。與此同時，有必要加強社會觀念的調整與引導，壯大高技能青年隊伍，為中國從制造大國到制造強國的進階提供強大的支撐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