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一名45歲男子在北京地鐵霍營站暈倒并不幸猝死。此新聞近日引發公眾熱議，許多網友呼吁“公眾場所應普及用于搶救心臟驟停的AED(自動體外除顫器)”。回想去年11月，中國臺灣藝人高以翔在寧波錄制節目時猝死，也曾在網絡上掀起關于對猝死救治的相關討論。可見，猝死對我們的威脅不容小覷，即使是運動員、年輕人也都面臨著極大的風險。對于猝死的防治與教育，國內外都不乏舉措，其中AED、CPR、SADS等代表救助與病因的英文縮寫，在各種科普文中頻頻出現。放眼世界，都有哪些猝死值得注意?猝死的防治與教育又該如何開展?

猝死頻發 明星健將同脆弱

藝人的“利益、福祉和尊嚴”需要得到維護

參加真人秀的藝人的精神健康保護也同樣重要

今年年初，《美國周刊》發文盤點了2019年那些離開我們的明星，除去因病逝世，猝死和自殺是文中提及最多的死因。《美國周刊》所給的名單中，40歲以下的青壯年猝死并不少見，其中演藝圈明星和運動員占據了不小的比重。明星們有時面臨著晝夜顛倒的工作環境，有時承擔著高強度的體能消耗，甚至為了呈現節目效果而挑戰極端的溫度變化，都增加了身體驟然不適而猝死的可能。

近些年來，國外媒體尤為注重對綜藝真人秀中藝人猝死的報道并積極推動業界檢討，增補保護條款。《好萊塢記者》用名為“真人秀電視的陰暗面：27人慘死”的系列圖文故事，回顧了近些年在綜藝節目中意外身亡的明星。

2014年時，年僅32歲的埃里克·希爾在拍攝美國廣播公司(ABC)制播的綜藝節目《單身漢》時，因滑翔傘故障猝死。事故發生在美國猶他州的德雷珀山附近，當他從山頂出發時，滑翔傘卻意外塌陷，他瞬間像鐘擺一樣被甩到山坡上。當地的消防發言人安德頓說，雖然當時距離地面不高，且藝人佩戴了頭盔等保護措施，然而過快的速度帶來的大力撞擊，給他的身體瞬間帶來嚴重的傷害。雖然節目組從出事地點將他緊急送往猶他大學醫學中心，但希爾還是不幸離世。《單身漢》節目組面對CNN的采訪表示，希爾從去年開始勵志走遍世界，對滑翔傘也很有經驗，他們對希爾的去世感到非常難過。

隨著不幸事件頻發，近些年來自媒體的監督和法律的管控都推動真人秀節目增強了對節目嘉賓的保護。英國《衛報》在今年3月發表評論文章呼吁真人秀節目注重藝人的精神壓力與心理健康。曾為《大哥大》節目工作的行為心理學家喬·海明斯說，對于參演藝人的保護不應只限于善后服務，更應注重監管問題，例如在精神健康保護方面究竟做了哪些細致的規劃，以及要聽從醫師的建議，對于節目參與者的健康狀況提前做出是否適合參與拍攝的評估。

去年7月，《衛報》進一步呼吁出臺保障措施，以保護真人秀參與者的“尊嚴”。英國的電視和廣播電臺都明確要求保護參加其節目的藝人的“利益、福祉和尊嚴”。評論稱，這很可能改變英國真人秀的制作方式并對紀錄片的拍攝產生附帶影響。媒體監管機構Ofcom表示，除了要求制片人采取適當的措施以保護參與者的安全和尊嚴外，廣播公司還必須確保公眾成員“不會因參加節目或這些節目被播出而引起不合理的困擾或焦慮”。

畢竟，除了身體上的挑戰，過大的精神壓力和焦慮也會給健康的身體帶來負面效果，增加猝死的可能。其中可能發生的風險就包括心臟驟停(SCD)和猝死性心律失常綜合征(SADS)。除去遺傳病的因素，關注自己是否時常感到精疲力盡、惡心、吃不下飯與睡不著覺十分重要，如有類似情況就要敲響警鐘進行心臟檢查，避免與風險不期而遇。

從明星們的案例中不難發現，無論是否足夠年輕或熱愛運動，都面臨著同樣的猝死風險，對于猝死的防治與教育就顯得更加重要。如何在送醫之前抓緊救治的“黃金四分鐘”，讓更多的普通民眾掌握救人技術，各國都在積極著手進行科普教育。

心肺復蘇 普及教育擔重任

心肺復蘇術擔當起“兄弟的守護者”角色

日本是世界上AED設備密度最高的國家，平均每10萬人分享393臺設備

提到猝死的救護，在各個講座、知識手冊中出現最多的專業術語非CPR——心肺復蘇術莫屬。數十年來關注這項技術的人，不限于大量的醫務工作者，也包括廣大民眾：當面對猝死威脅時，心肺復蘇術擔當起“兄弟的守護者”角色，為我們喚醒一絲生的希望。

美國紅十字會的官方網站介紹了CPR應用于實際案例并在大量危急關頭挽救生命的故事，為推廣心肺復蘇教育做出了有效的宣傳。一名父親介紹，他四歲三個月大的兒子邁爾斯，偷偷離開游泳池的兒童游樂區，進入了成人泳池。等他跑過去把兒子拉出來的時候，孩子已經臉色灰得像混凝土一樣。他幾乎無法呼吸，但肺部滋滋響動，仿佛是溺水猝死前的征兆。正當家人不知所措時，這位父親形容，一切仿佛是精心策劃好的那般，有人聯絡前臺的工作人員，有人撥打911求救，而兩名剛好即將下班的救生員，幫助他們來給兒子進行心肺復蘇。這對救生員姐妹只有18歲和15歲，卻在紅十字會接受過專業的心肺復蘇訓練。她們接手小孩，并在等待911急救到來之前，鎮定而協調地按壓，幫助孩子清理呼吸道中的積水。父親形容，這個過程中，他仿佛能感受到兒子的生命在流逝，而自己絕對不能沒有他!他回憶起諸多與兒子相處的點滴，甚至包含他最喜歡的果醬品牌。然而，奇跡就在瞬間發生了，兒子緩緩睜開眼睛，并哇哇大哭起來。第二天，他狀態不錯并被宣布可以出院，這與兩名年輕女孩最初階段的心肺復蘇救援密不可分。

美國的民間機構同樣注重對CPR的宣導，在名為In-purse CPR的網站上，介紹了許多成功救援的案例，試圖吸引全民對這項技術的關注。案例不斷更新，最新的故事發生在2019年1月，家住賓夕法尼亞的骨科醫師馬特，在周末和妻子一起看了棒球比賽后就前往海濱別墅度假。由于太晚入睡，馬特第二天一早6點被電話叫醒談工作的時候，發現身旁的妻子發出奇怪的聲音，卻并沒有意識回應馬特的呼喚。妻子的瞳孔固定并顯得膨脹，臉色發青，正是處于心臟驟停的狀態。馬特火速撥打911之后，就給妻子進行心肺復蘇救援。這名從事骨科整形工作的醫師，還是在上高中做救生員時掌握了心肺復蘇的技巧，而這一次，及時的救援換回了妻子的寶貴生命。

不僅是社會團體和民間機構注重急救理念宣導和民眾培訓，政府也會在學校教育的過程中向更多小朋友普及救生知識。急救知識被設置為課程，內容主要包括快速判定病患是否心臟停跳，并啟動緊急醫療服務，隨即開始正確、規范的CPR壓胸動作。

此外，教授學生們AED設備的操作使用也很關鍵。全名為自動體外電擊除顫器的AED，能夠快速偵測傷者的心率脈搏，并通過點擊使心臟恢復正常運作。急救課光說不練則很難在面對實際狀況時做出反應與判斷，因此課上也會要求學生們進行大量的實際操作。

普及心肺復蘇急救不僅在歐美國家受到重視，亞洲國家對于這項技術也取得了一定的應用成果。日本是世界上AED設備密度最高的國家，平均每10萬人分享393臺設備。中國臺灣心血管醫生林琪峻表示，這個數字是臺灣的10倍之多。如果在意外發生的當時，能進行CPR急救，則可以提高2-3倍的存活率。日本國內對于急救訓練的教育也初有成效，急救訓練課在小學就被列入標準教材，體育課時學生們會參與集體訓練，同時所有教職員工也必須學習CPR和AED的操作課程。從2012年開始，日本各地方政府也響應號召，更加有系統地在各級學校的課程規劃中加入有關急救的內容。未滿18歲前，日本學生都或多或少進行過急救練習，具備基本的救護能力。

體外除顫 “小小火苗”再燃燒

自動體外電擊除顫器(AED)的發展和推廣經歷了幾百年的歷程

直到21世紀AED才真正廣泛用于公共場所

心肺復蘇術起源于歐洲，以英國和荷蘭兩個國家為代表，在當時它主要是為了拯救落水者而出現的。時至今日，溺水身亡仍然在人類的意外死亡中占據很大的比重，因而心肺復蘇興起于臨水而居的國度，并不令人意外。

英國皇家瀕死者人道救援協會的相關資料，記錄了心肺復蘇術發展的全部脈絡。1767年，英國醫生托馬斯·科根在阿姆斯特丹逗留期間，對于搶救落水者的醫學議題產生興趣，并創立人道救援協會。1773年，威廉·豪斯醫生也在英國開始宣傳并推廣人工呼吸和煙草煙霧灌腸技術，以挽救落水者。一年里，他自掏腰包懸賞給所有在合理的浸泡時間內，把人從水中救出并實施救助的人。

頗為有趣的是，早在18世紀，這些醫學救援引發了教會人士的強烈不滿，他們說，這太像讓死人復活，但唯有上帝才有權利這么做。對此，威廉·豪斯醫生強烈反駁，他說1774年就有125人在倫敦溺水，假如這些人每10人中有一人可以被救活，那么病患自己和家人親友就是從悲傷中獲救的“溺水者”，誰能認為本救援協會的宗旨不重要呢?當時，為了避免懷疑，協會開始搜尋被救活者的證言，記錄現場一定要包括三位可信的證人，而其中一人最好是醫生、軍官或者有學識的牧師。

豪斯醫生和同儕一起，明確向社會大眾宣導，復蘇與復活并不相同。“前者是對已經燃起的木材輕輕扇風，讓火焰再次熊熊燃燒。而后者則是在生命的火花已經完全熄滅后，讓尸體再次恢復生命。”自此，人道救援協會也以“也許還埋藏著小小的火苗”作為人道救援的宣傳口號。直至1787年，這樣的論點終于開始被公眾接受——更重要的是，喬治二世開始贊助該協會。

自動體外電擊除顫器(AED)的發展和推廣也經歷了幾百年的歷程。這項研究早在1775年起源于丹麥科學家Abildgaard的實驗，在20世紀20年代才終于在美國紐約獲得推廣。最初，Abildgaard發現已經被電流刺激而昏迷的小雞，除非電擊胸部否則無法蘇醒。到1899年時，瑞士生理學家Prevost和Batelli以狗為實驗對象，發現當狗的心臟受到電流刺激時，需要更強的電流才能去顫，執行電擊因此被進一步明確為拯救的關鍵行為。

直到第二次工業革命后，受到電擊意外死亡的人數也突破歷史新高。紐約市聯合愛迪生公司，開始資助除顫器的研發。這項技術在1947年得到了重大進展，美國醫生Claude Beck用特制的電擊板電擊心臟，成功地對一名接受胸腔手術的14歲小朋友實施電擊除顫療法。這一人體救援成功的首次案例給了醫學界極大的鼓舞，當年的電擊板與復制品還分別收藏在美國的博物館里，博物館也向后代介紹著醫學先賢們為AED作出的努力，尤其是它發展的四個關鍵階段。

1956年，體外電擊除顫已經相當成熟，及至1968年電擊器實現了輕便化，電擊器的體積已經小到可以放在救護車上，讓病患在入院前接受治療。20世紀70年代具備心率自動分析功能的體外除顫機，就是今天AED的原型，它的心率判斷功能讓一般大眾更容易判斷病患是否需要電擊。1980年，電擊貼片取代了傳統的手動電擊，為AED的推廣打下了基礎。然而AED真正應用于公共領域卻是進入21世紀才發生的事——2003年美國紐約州率先強制各級學校設立AED設備。隨后，2004年美國聯邦航空總署規定，大型客機都必須配備AED，機組人員需要接受訓練。時至今日，國內外的公共場所中AED已經非常普遍，學校、機場、商場幾乎都能找到它的身影。

賠償津貼 逝者安息生者慰

撫恤金通常分期支付，金額根據員工生前的收入比重來確定

賠償金的安排、分配目前存在一定困境

當不幸的意外驟然到來，家人所面臨的不僅是傷痛，一系列的大小事項也需要消耗不小的開銷。此時，對于猝死者的賠償就成為大眾關注的議題。由于逝者的年齡、國籍、工作等不同，所能獲得的賠償認定也就有一定的差異。

在名為NOLO的法律援助網站上，可以找到美國有關工傷猝死的賠償說明與認定，不過具體到美國各州之間則又存在細微的差別。通常有資格獲得撫恤金的是與逝者有婚姻關系或血緣關系的親屬，他們與逝者一同生活，并一定程度依靠死者的收入作為生活來源。不過也有一些州，比如俄亥俄州就放寬了條款限制，他們也允許單位為逝者共同生活的旁系親屬提供一些撫恤。

此外，對于逝者死因的界定也關系到是否能獲得撫恤金。在工作時造成的死亡毋庸置疑，但并非只有在工作中喪生才能獲得賠償。除了猝死外，如果一名雇員因工作受到慢性傷害而最終導致死亡，也可以獲得相應的補助。

在美國，撫恤金通常分期支付，金額根據員工生前的收入比重來確定，各州略有差異，但大體上每周付款額度是逝者生前每周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二——它的金額被要求高于最低薪資標準，但同樣不能超過該州所規定的最高額度。但有些州的單位也會在特殊時刻(例如最初的兩年)一次性支付一筆費用，但能否因為家里的受撫養小孩較多而增加撫恤金，則又因州而異。此外，如果家屬可以通過社會保障的渠道領取到一筆撫恤金，那么單位的賠償就會相應減少，這樣的條款在《紐約州工人賠償法》中就有明確的規定。

這些分期領取的款項也存在時間的限制，以配偶為例，死亡或再婚則意味著補助計劃自動失效。對子女來說，金額會提供到他們年滿18周歲為止。除去幫助逝者家人生活以外，撫恤金還被用于承擔幾千美元的葬禮費用，并用于支付逝者在搶救期間的醫療費用，以幫助家人減緩短期內的巨大經濟壓力。

在美國，針對職員因工傷猝死的撫恤賠償雖然已經具備了較為完備的法案，但由于各州規定不同，一般大眾想自己對應法規去索賠則十分麻煩。在這樣的環境下，也催生出專門處理猝死賠償的律師團隊提供因地制宜的套餐型法律服務。

在英國，同樣有律師事務所和公益組織幫忙處理因工傷猝死的撫恤賠償問題。英國知名的Slater&Gordon律師事務所在蘇格蘭、英格蘭和威爾士都設有辦事機構，主要業務就包括就業和人身傷害的賠償處理問題。根據他們公布的資料，在英國造成猝死的原因多種多樣，最主要的幾個就包括：道路交通事故、在工作場所的致命傷害、雜項事故(含游樂園、溺水、火災等)、難產死亡以及自殺。當上述不幸發生，家人面臨的最直接挑戰就包括情緒傷痛、財務困境、實際挑戰和法律問題。

然而該事務所的資料指出，根據法律，猝死者的賠償金運用存在一定困境：除了已婚伴侶可以獲得一筆2000英鎊的免稅補助外，其他家屬還要對補助金款項進行二次分割。但2011年開始適用的《蘇格蘭損害賠償法》對失喪親人的補償范圍沒有做法律限定，也就是并不是只有逝者的父母、子女或配偶才有權獲益。但猝死者往往沒來得及留下遺囑，這就給后續的財務安排和分配增加了難度。(本版文/武冰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