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如春雨潤物，一場面向全市160多萬老年人的司法革新正在浙江省溫州市悄然展開。

面對老齡化社會到來和數字化時代司法改革雙重挑戰，從去年開始，在溫州中院指導下，溫州平陽、鹿城等地法院積極探索建立適老型訴訟服務新機制，在訴前調解、立案、審判、執行等各個環節為老年人便利、平等參與訴訟活動提供司法保障。

“我們探索建立的適老型訴訟服務新機制，主要圍繞訴訟程序保障、實體權益維護和社會力量統籌三個維度展開。”溫州市鹿城區人民法院院長劉萬成3月31日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具體來說，一是建立差異化識別系統，對老年人訴訟能力進行評估分類，為老年人提供全流程優先、優選、優待的定制式訴訟服務;二是創設規則機制，聽取老年人真實聲音，防止意愿被代理，加強對老年人的釋法明理，針對風險“劃重點”，從實體上充分保障老年人合法權益;三是整合部門資源，多方聯動，形成合力，努力構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敬老、孝老、養老、助老的司法新環境。

小變革大民生

司法革新破解法律難題

據統計，截至2019年末，我國60周歲以上老年人2.54億，占總人口的18.1%，社會老齡化問題日益受到關注。

近年來，老年人涉訴糾紛頻發，無論是父子不和的家庭內部矛盾，還是禍從天降的公共場所侵權事件，抑或新型金融理財養老收益陷阱，都標志著老年人訴訟維權正成為當前司法訴訟的又一“高發地”。

以溫州鹿城法院為樣本，2020年，該院受理涉及老年人訴訟糾紛3504人，約占總訴訟案件量7.5%。其中，60至69歲老年人案件2492人，達71%，成為老年人訴訟群體主力軍，70至79歲老年人案件732人，占老年人訴訟案件量21%，80歲以上案件280人，占8%。涉訴糾紛年齡最大的老年人達98歲高齡。

“我們國家對未成年人、婦女兒童權益的保護比較全面，在各專項立法中都有專章專節司法保護規定，而針對老年人群體的特殊司法保護相對缺失，比如2018年12月29日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直接涉及司法優待的只有關于訴訟費減緩免、提供法律援助兩項內容。”劉萬成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規定‘審判的時候已滿75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以及‘已滿75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此外，其他法律對老年人與其他成年人的待遇并無二致。”

如何充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推動老齡事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當前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有鑒于此，劉萬成在擔任平陽縣法院院長時，于2020年在全國首推適老型訴訟服務機制，設立全國首個“適老訴訟服務站”，推出家事案件適老訴訟服務六大新舉措，以家事審判為切入口，逐漸構建適老型訴訟服務新機制。

2021年1月，劉萬成轉任鹿城區法院院長后，將平陽做法帶到鹿城，并根據鹿城區作為溫州市主城區的實際情況，進一步推動該機制創新。鹿城法院很快討論通過了《關于推進適老型訴訟服務機制的工作指引》，將適老型訴訟服務擴大到刑事、民事、行政等所有訴訟領域，實現訴前、訴中、訴后過程全覆蓋。

小服務大轉變

量身打造提供訴訟便利

“我這個是老人機，就是打打電話用的，沒有其他功能，網絡我不會弄。”鹿城區法院訴訟服務中心志愿者小王在指導陳老太注冊登錄小程序“浙江移動微法院”掌上法庭時，遇到了這樣的新難題。

面對線上線下訴訟流程新變化，智能化改革究竟給老年人帶來了便利服務還是成為不可逾越的數字鴻溝?

溫州平陽、鹿城等地的破解之道是，根據老年人年齡、文化水平以及身體智力、精神健康狀況等因素，對老年人的訴訟能力進行評估分類。

身心健康、聽說讀寫能力較強，能參與傳統訴訟流程，且能熟練使用智能設備的老年人，標注為一級;有傳統訴訟能力但智能設備使用存在障礙的老年人，標注為二級，存在傳統訴訟能力障礙的老年人標注為三級。

以上信息采集表隨案流轉，供內部使用，方便在不同環節掌握老年人的身心狀態，但不得對外。

“我2012年中風，3年后又腦卒中一次，本來我就不善言辭，現在與別人溝通更加困難。所有問題，除了簡單的，我申請以筆述方式逐一回答，請求法庭予以諒解、準許。”這是65歲的林老伯開庭前提交給法庭的申請書。

鹿城法院民一庭負責人、員額法官孫曉琳面對這位言語含糊但文字表達清楚的老年人，首次嘗試啟用答卷式庭審模式，全程以筆錄問答式，對這起特殊的涉老年人訴訟案件進行了開庭審理。

以此為借鑒，鹿城法院根據老年人個體差異，有的放矢地提供定制式訴訟服務項目，讓司法溫度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

比如行動不便的老年人，可申請視頻詢問或者巡回法庭等訴訟模式;無法流利使用普通話的老年人，可申請使用對應方言的鄉音訴訟模式;不會使用“浙江移動微法院”等智能化平臺的老年人，可采用線下訴訟模式……

劉萬成說：“原則是傳統服務優化與智能服務便利并行，不要強行要求老年人適應智能訴訟，而是想方設法地讓訴訟服務適合老年人，讓老年人在訴訟活動中切身感受到舒適、尊嚴和體面。”

《法治日報》記者注意到，在平陽、鹿城法院之后，目前浙江省不少地方，如杭州桐廬法院、寧波鎮海法院、麗水遂昌法院、松陽法院均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相繼推出不少適老型服務新舉措：在訴訟服務中心大廳中設“老年人優先窗口”，配備老花鏡、輪椅、急救箱等便民設施，印制大字體訴訟指南，提供“一對一”導訴服務，指導老年人使用智能產品，開設心理疏導室、提供心理疏導等服務，盡量為老年人訴訟開通綠色通道，提供服務便利。

小舉措大成效

客觀理性保障裁判公正

“法官您好，我記性不怎么好，耳朵也有些背，明天庭前會議，我可以讓我的鄰居陪我一起參加嗎?”因為押金是否足額退還的問題，張大伯和他的租客產生了民事糾紛，他小學沒畢業，子女都在外地工作，身邊也沒有其他親人，于是他向法庭提出了要求鄰居陪同訴訟的申請。

得到法庭肯定回復后，張大伯提著的心終于放下了。

陪同訴訟在司法實踐中經常運用，但并沒有具體的制度構建。

鹿城法院推出的適老型訴訟機制首次明確寫明，實施陪同訴訟制度，根據老年人訴訟能力等級及個案情況，可以由親朋好友或者老年人所在社區(村)指派相關人員擔任老年人的陪同人員并參與訴訟過程，負責信息傳達、解釋說明等事宜，避免老年人開庭時出現說不清理還亂的尷尬局面。

在鹿城區東郊法庭，張大伯笑著對《法治日報》記者說：“活了70年，我第一次上法院，心里沒底。我鄰居是中學老師，他今天陪我來，我放心。”

孫曉琳解釋說，陪同訴訟不同于訴訟代理制度，它不限于近親屬、工作人員等身份限制，也不要求陪同人員具有律師、法律工作者資格，陪同人員可陪同當事人參與或者協助辦理等程序性事項，但不具有實體決定權。

“陪同不等于包辦。”劉萬成說，“老年人的身體素質、理解能力、反應能力往往無法適應高速運轉的經濟社會，很多事情往往由子女代勞，其個人意志也往往容易被淡化，而被子女等近親屬的意志所代替。”

有鑒于此，鹿城法院的適老型訴訟服務，充分關注老年人的真實意思，比如在審理涉老案件時，用通俗話語代替法言法語，適當調整庭審節奏，逐一詢問老年當事人是否聽清、聽懂，充分保障其發言權。

針對部分老年人意愿容易受他人影響甚至被簡單代替的情形，鹿城法院在各個訴訟環節特別設置了詢問、核對程序。在老年人與代理人同時參加訴訟時，談話、調解、庭審中詢問老年人本人意見，核對相關代理手續、證據。對未到場、未到庭的老年人通過電話聯絡或上門走訪等方式，對其真實意愿進行確認，放大真實性司法聲音。

3月31日，在鹿城法院胡佳穎工作室，《法治日報》記者看到胡佳穎法官就一起贈與合同糾紛案件，一再詢問一老者：“大爺，您把名下的房產過戶給外孫之后，以后該房產的決定權都在您外孫手中……”讓對方充分知悉其處分行為可能存在的風險和法律后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規定了離婚糾紛設置冷靜期，涉老年人家庭內部糾紛，其實也需要更多的時間走進人心，尤其是對于年邁的、思維慢的老人，更有必要提供緩沖帶。

有鑒于此，鹿城法院適老型訴訟服務創新設立了緩沖期制度，經雙方同意確定調解期限，可邀請基層組織網格員參與化解糾紛，緩沖期最長不超過兩個月。

“我爸腦子不清了，他硬是要把財產留給小保姆，我們真的擔心，保姆拿錢走人了。我們做子女的，到時候該怎么辦呢?”日前，市民吳先生無奈地向五馬街道矛調中心調解員馬大姐求助。

吳大爺則斬釘截鐵地對馬大姐說：“兒女們常年不來看我，只有這個保姆真心待我。我的財產我說了算，就算以后人財兩空，我也不會讓兒子給我養老送終。”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到底誰有理?特約調解員馬大姐只得向社會觀察團求助。

鹿城法院和屬地街道共同組建的社會觀察團，這時候發揮了作用，熱心的大伯大媽通過多方調查、反復調解，形成調查報告，為法院裁判提供了事實基礎，最終促使此事得到了妥善解決。

小合作大力量

送法上門彰顯司法溫暖

“那30萬元是我的養老錢，現在拿不回來，又不知道去哪里解決?我該怎么辦呀?”張阿姨面帶愁容，眉頭緊鎖向送法上門的法官詢問。

陽春三月，鹿城法院利用雙休日送法到社區。桂柑社區廣場上擠滿了老人，他們紛紛說出自己的家長里短，希望法官們能支招為他們排憂解難。

全國人大代表、桂柑社區居委會主任柯建華告訴《法治日報》記者：“桂柑社區是老年人集中居住區，住戶80%都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社區提供愛心食堂等公共配套服務，但老年人也經常遇到各種煩惱，求助無門。現在法官送法進社區，可幫了我們一個大忙。”

鹿城法院為老年群體特制的“司法保護傘”不僅僅限于法院內，還多元化延伸司法觸角，讓法官走出去，拓寬法官社會服務功能，將司法關懷從法庭內延續到法庭外，將老年人常見的糾紛矛盾預防、化解在萌芽狀態。

《法治日報》記者采訪了解到，目前，鹿城法院的適老型訴訟服務正在進一步集合多方力量，整合社會資源，照亮夕陽紅，讓老年人感受到司法溫度。比如通過與檢察、公安、民政、婦聯、衛健等部門聯動，探索建立老年人律師保護團，開展法治宣傳和救濟幫困等工作。健全涉老矛盾糾紛聯動化解體系，提供庇護場所、緊急醫療等臨時性救助，幫助涉糾紛的老年人及時獲得優質法律服務。

浙江工商大學校長、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郁建興教授評價說，社會老齡化遇上智能化浪潮，這是數字化改革遇到的新問題。溫州法院發揚敢為天下先，特別能創新的溫州人精神，探索適老型訴訟服務新辦法、新機制，從實體到程序，從訴前到訴后，全過程、全方位為老年人撐起“司法保護傘”，有效保護老年人合法權益，讓司法活動充滿人文關懷，其做法值得總結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