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央行宣布受理了錢塘征信有限公司(籌)(以下簡稱“錢塘征信”)的個人征信業務申請，從股權來看，錢塘征信的結構定位與此前百行征信、樸道征信極為相似，都采取“國資+市場化機構”的雙拳組合。在分析人士看來，這一股權組合或為后續形成示范效應，也將更有助于激發數據要素的價值貢獻。

股權架構多元化

繼百行征信、樸道征信后，第三家個人征信牌照呼之欲出。根據公示，錢塘征信注冊地為浙江省杭州市，注冊資本為10億元，業務范圍為個人征信業務。

另外看看錢塘征信的主要股東及所持股份：其中，浙江省旅游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浙旅集團”)持股35%，螞蟻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5%，傳化集團有限公司持股7%，杭州市金融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持股6.5%，浙江電子口岸有限公司持股6.5%，杭州溪樹企業管理合伙企業(有限合伙)持股10%。

公告同時曝光了錢塘征信的董監高任職名單，其中包括股東董事陳隆、董占斌、余泉、陳鑫春，獨立董事郭田勇、胡少先、章靖忠，監事周升學、趙磊、程芝娟，以及高級管理人員中的總裁董占斌、財務負責人孔令仁。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劉新海告訴北京商報記者，目前來看，錢塘征信的股東結構體現多元化和分散化的特點，避免了一頭獨大的局面。市場化機構和國資背景作為前兩大股東，也體現了政府和市場較好的平衡。

公開信息顯示，浙旅集團是浙江省人民政府批準成立的國有獨資公司。在易觀高級分析師蘇筱芮看來，錢塘征信的股權結構與此前百行征信、樸道征信呈現出相似的特征，此前，百行征信最大股東為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而樸道征信的最大股東為北京金控集團，由北京市國資委代表市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責。“國資+市場化機構”的股權組合，既能夠穩妥推進個人征信機構準入，也能夠提升市場化機構申請和參與的積極性，在加大征信業開放力度的大背景下，這種股權結構或能為后續形成示范效應。

“相對于去年成立的樸道征信，錢塘征信的股權架構相對更多元化，但突出共性是除了互聯網機構之外，都有國有資本的有力介入，如錢塘征信的并列第一大股東是浙江省當地的國有獨資企業，體現了國家對互聯網和金融行業的管控能力。”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金天同樣評價道，股東組成中既有數字科技背景的公司，也有實體產業背景的公司，更有助于激發數據要素的價值貢獻。

未來合規成本增加

不過，盡管持牌有望，但很多細節仍待確定。正如金天提到，“目前來看，錢塘征信與其他外部征信機構的競爭關系尚不明顯，但和內部芝麻信用等產品線之間的關系仍待梳理，未來阿里、螞蟻集團生態中哪些用戶行為數據可以被采集、哪些不可以被采集，哪些可以用于征信、哪些不可以用于征信等，仍需要在錢塘征信成立后、特別是在具體展業過程中進一步觀察”。

此外，作為個人征信市場新兵的錢塘征信，無論是從股東方向還是后續展業方向，業內都難免會對比央行前兩次受理的百行征信和樸道征信。

金天直言道，“過去，監管機構曾嘗試組建百行征信，但由于多家互聯網平臺機構同時參與，每家機構共享信息的顧慮多、動力弱，機構間的互聯互通效果長期不盡如人意。從去年成立樸道征信開始，監管思路出現一定調整，更多鼓勵互聯網平臺機構自行組合成立征信機構，在滿足合規要求前提下更多兼顧各自合理的商業利益”。

事實上，不管是錢塘征信還是其他兩家個人征信機構，都面臨著個人數據嚴監管和商業模式的挑戰。劉新海告訴北京商報記者，后續整個征信數據的流程中合規成本會增加，同時如何探索出符合中國國情的征信服務模式也需要一個過程。

“目前，談論三家機構的差異化競爭還為時尚早，但是位于三個國內消費經濟和信用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可以分別基于區域優勢來挖掘合適的征信產品和服務也是一個值得深究的方向。”劉新海說道。

蘇筱芮則認為，數字經濟時代，以“云物大智”為代表的新技術正成為生產力的驅動要素。規范征信業發展既有利于推動金融行業的數據管理與數據規范，也有助于發展大數據、云計算等新型技術，充分挖掘數據帶來的各類價值。

此前監管層表示，中國政府已明確將數據列為與勞動、資本、技術并列的生產要素，數據確權是數據市場化配置及報酬定價的基礎性問題。征信業屬于金融業范疇，而金融業作為數據密集型行業，更需要加強對數據、信息的防護，蘇筱芮總結稱，市場機構穩妥有序加入持牌征信行列，既有助于數據治理與數據規范，也能夠為后續數據確權乃至推動完善數據流轉和價格形成機制打下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