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網信中國”公眾號消息，2023年一季度，全國網信系統依法查處網上各類違法違規行為，累計約談網站2203家，暫停功能或更新網站48家，下架應用程序55款，關停小程序12款，會同電信主管部門取消違法網站許可或備案、關閉違法網站420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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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瀏覽網信相關新聞，“約談”一詞高頻率出現，神秘的約談究竟談什么？它和行政處罰之間有什么關系？本期我們來探究網信部門約談的真相。

走近約談

約談，顧名思義即約見會談，行政約談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在職責范圍內，與具有違法違規情形或違法違規風險的行政相對人溝通交流，進行了解核實、政策宣講、提示風險、批評教育或規勸改正，從而實現維護行政管理秩序的一種柔性執法方式。

約談一舉多得，意義重大。變傳統事后監管處罰為事前事中防范干預，猶如疾風驟雨被春風化雨替代，行政約談符合轉變政府職能的需要，是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政府的創新，也是落實“誰執法誰普法”責任制的實踐。對行政機關而言，這種靈活而溫和的執法方式不僅能夠節約執法成本，提高執法效率，還能建立溝通機制，樹立執法權威。

網信部門約談

網信部門約談機制的依據主要有兩大類。一類為風險警示型約談，依據為《網絡安全法》第五十六條、《數據安全法》第四十四條、《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六十四條，主管部門在履行監管職責中發現較大風險的，可以有關組織、個人進行約談，并要求有關組織、個人采取措施進行整改，消除隱患。如唐山市三家單位履行網絡安全主體責任不到位、運維中疏于管理、安全防護措施薄弱等原因，多次發生IP地址感染僵尸木馬，2022年10月27日，唐山市委網信辦對三家單位集中約談，責令被約談單位對存在問題全面迅速整改。

另一類為處罰程序型，將行政約談作為行政處罰的前置程序，依據為《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第三十六條和三十七條、《網信部門行政執法程序規定》第三十八條。網絡平臺不履行內容管理主體責任，網信部門可對其約談，給予警告，責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節嚴重的，責令暫停信息更新，按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予以處理。如：2021年12月1日，國家網信辦負責人約談豆瓣網主要負責人、總編輯，針對近期豆瓣網及其賬號屢次出現法律、法規禁止發布或者傳輸的信息，情節嚴重，依據《網絡安全法》等法律法規，責令其立即整改，嚴肅處理相關責任人。北京市網信辦即對豆瓣網運營主體北京豆網科技有限公司依法予以共計150萬元罰款的行政處罰。

約談怎么談？

截止目前，國家約談立法工作缺乏統一安排，網信部門可參照《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約談工作規定》形成制度。

1.誰來參加約談？

網信部門主要領導、科室分管領導及執法人員。約談成員與被約談人之間存在利害關系的，適用回避程序。

被約談參會人員包括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負責人，部門負責人。可以個別約談，也可集體約談。

2.約談流程

約談前，送達約談通知書，告知約談事由，時間、地點、參會人員等。

約談開始后，向被約談人通報約談原由、目的，指出存在的問題、風險；向被約談人宣講相關法律、法規、規章、政策。提出解決方案或整改意見并明確整改時限；警告若不整改，則可能因其違法行為遭受行政處罰，對其造成更大損失。應當書面記錄約談情況，被約談人簽字確認。

被約談人對存在問題及其情況進行陳述、申辯，表明態度。

約談結束后，開展回訪，評估整改效果。被約談人確有違法行為，且未按要求整改，或整改不達標的，轉換為行政處罰程序。約談情況記入信用檔案，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等事項外，約談情況可以向社會公開。

警惕濫用約談

行政約談缺乏強制性，類似行政指導，屬于行政執法鏈條中的過程性附屬行為，不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產生實質影響，因而不可訴。執法機關不能僅僅針對相對人不配合約談的行為而對其予以制裁，不得因相對人未履行約談內容而加重處罰。相對人也不能對約談行為提起行政復議或訴訟。

行政權天生具有自我膨脹的特性，特別是當立法模糊時更易使自由裁量越界。執法機關必須時刻謹記“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底線，堅持處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厘清處罰和約談的界限，不能混為一談。約談的本質是防范于未然，是先禮后兵、剛柔相濟。約談前要審慎選擇約談對象，科學評估先期掌握的行為事實材料，確定其行為是否達到“涉嫌違法”和“輕微違法但可不予處罰”的程度標準，避免因權力濫用妨礙市場主體正常生產經營。當違法事實和證據確鑿，當事人已經觸犯法律法規應當處罰時，則不能以談代罰，只談不罰，又或選擇性約談，視市場主體體量大小搞區別對待。一旦約談與處罰或強制措施混同，強制當事人履行某種義務，以約談之名為其他行政行為，執法機關或成為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