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標題：一位患癌醫生與癌癥的實時抗爭
去年9月，在斯坦福大學的秋季課程中，多了一門特別的選修課。
在這門課里，林彥峰將自己作為案例，向學生講述他與癌癥周旋的過程。林彥峰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臨床教授、斯坦福大學亞洲健康研究與教育中心的創立者之一，也是一名初級保健醫生。去年5月，在他49歲時，從不吸煙的他被診斷出四期肺腺癌。
確診后不久，林彥峰就有了開這樣一門課的念頭。他將這門課命名為——“從診斷到對話：一位醫生與癌癥的實時抗爭”。課堂上，林彥峰說，如果有一天他處在癌癥治療和生命的最后階段，這堂課就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一封信。
是醫生也是患者
開課講述自己獨特經歷
選課的學生太多，30多人擠滿了這間狹小的教室。地上、過道里幾乎擠滿了旁聽的人。除了醫學生，不少其他專業的學生和在斯坦福大學進修的人也選了這門課。
林彥峰穿著藍色細格紋襯衫，看起來健康、儒雅，聲音洪亮，如果不是這門課，沒人會將他和癌癥聯系在一起。
這堂課以一封寫于2013年的信開始。
當時作為初級保健醫生，林彥峰為一位患有慢性腎病的華裔老人治療。老人近90歲高齡，家人想挽留他，說服他做透析。治療一度讓老人非常痛苦，林彥峰決定去和他的家人溝通，尊重老人的意愿，但“這意味著他會死去”。
在老人去世兩周后，林彥峰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老人感謝林彥峰將他視為父親般無微不至地照料。課堂上，他把這封信念給學生。在林彥峰看來，他們不僅僅是醫生與患者的關系，基于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懷，他們建立了更緊密的連結。
這種連結很多時候是稀缺的。林彥峰記得進入醫學院的第一天，一位著名的神經學家帶來了一名患者，在學生面前給他做了一些身體檢查，并做出了罕見病的診斷。很多學生都贊嘆著這位神經學家的醫術，想成為他那樣的人。
但林彥峰注意到，做身體檢查時，患者似乎有些痛苦。“醫生把他帶到這樣一個奇怪的場合，當著那么多醫學生的面弄疼了他，他感覺會怎么樣?我們的目的本應該是照顧好他們。”
曾經，成為醫生并不是林彥峰的第一選擇。他的父親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移民到美國攻讀工程學研究生，受他影響，林彥峰本科和碩士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電氣工程和計算機科學，之后從事了一年的商業咨詢工作。但林彥峰發現不管在商業還是工程領域，他每天交流的對象都局限于這個領域的從業人員。
在林彥峰看來，作為一名醫生，可以跟不同背景、不同年齡的人打交道。最終，他選擇辭職，進入塔夫茨醫學院讀博。在完成住院醫師培訓后，林彥峰于2005年進入斯坦福大學醫學院任教，教授醫學人文相關的課程，同時也是一名初級保健醫生。
去年3月底開始，林彥峰出現反復干咳、氣喘，最初他以為只是季節性過敏，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抗生素、激素、抗過敏治療后，癥狀并沒有緩解。直到5月，X光片和CT掃描結果顯示，他的肺部存在積液和腫塊，經過活檢，最終確診四期非小細胞肺癌。這是一種在中國不吸煙的人群中非常常見的肺癌。
癌細胞幾乎擴散到林彥峰的全身。大腦、肝臟、脊椎，甚至皮膚，醫生還在他的腦部發現五十個轉移灶。
林彥峰說，“我覺得作為一名醫生同時也是一名患者，這是一段獨特的經歷。”這門課程圍繞不同的主題展開，包括診斷、心理健康、護理、精神關懷等，每周一次，持續十周。
“思考、記錄，和別人交流你正在經歷什么，對于醫生和患者來說都是有用的。”林彥峰說。
當癌癥降臨
更關注亞裔癌癥研究
即便做了19年醫生，當身體開始出現癥狀時，林彥峰也沒有第一時間將自己和癌癥聯系在一起。
課堂上，林彥峰在幻燈片上展示了自己的X光片和CT掃描結果。在那張腦部核磁共振成像上，零碎的斑點遍布其中，那是五十處大小不一的轉移灶。最初看到結果時，林彥峰自己也感到震驚。
相較于其他人，林彥峰用了更短的時間確認自己患病。他在白板上演示，自己和其他人的差別。研究結果顯示，從初次表現出癥狀，到進行醫學成像檢查，平均時長是289天，而林彥峰只用了六周。從X光檢查到最終的診斷，他用了七天時間，而普通人的平均時長是43天。
有學生提問，是什么拖延了進度?林彥峰轉而問大家，自己確診如此之快，有哪些原因?學生們陸續答道，人脈、醫學知識、住在大城市、保險、經濟基礎、工作靈活允許請假。
“還包括會講英語，我見過一項都不占的患者。能擁有上面這些，很大程度只能用幸運去解釋。”林彥峰說。
并非人人都如此幸運，但大部分人跟林彥峰一樣，在被確診肺癌時就已經是晚期。“這和肺癌早期篩查策略有關。”被林彥峰請進課堂的斯坦福大學醫學院“肺癌篩查計劃”負責人娜塔莉·路易說。她介紹，傳統的肺癌篩查更多聚焦于50歲以上并且吸煙的人群，像林彥峰這樣未滿50歲且不抽煙的人，早期沒有癥狀或癥狀輕微、不具典型性，也往往不是篩查的重點人群。
林彥峰的基因檢測結果顯示EGFR突變，這常見于亞裔、女性、非吸煙者。斯坦福大學醫學院醫學腫瘤科主任希瑟·韋克利，也是林彥峰的腫瘤醫生，在接受《斯坦福日報》采訪時談起她和林彥峰在去年一起策劃的關于EGFR突變引起的肺癌的研究項目，“這種類型的突變影響了他和很大一部分沒有吸煙史的亞洲人。”
她認為林彥峰公開自己的治療經歷傳遞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任何人都有可能患上癌癥”，這也讓人們能更關注癌癥治療。
作為一直致力于研究對亞裔人群影響突出的疾病的研究者之一，林彥峰自己現在也成了典型研究案例。之所以持續研究、關注亞裔群體健康情況，除了他在工作中接觸了大量亞裔患者，更了解他們面臨的醫療問題外，還有另一個淵源。
林彥峰說，很多藥物的研究和臨床試驗都是基于西方人群，而亞洲人的身體對藥物的代謝方式不同，也會有不同的藥物反應。2018年，林彥峰曾給一位亞裔患者開過一種治療痛風的常用藥，這種叫嘌呤醇的藥物讓患者的皮膚出現了嚴重的過敏反應，林彥峰從沒處理過這種情況。“他人很好，沒有責怪我。但我想這是一個機會，可以真正提高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不僅是針對在美國的亞洲人，而是占60%世界人口的亞洲人。”
那之后，他和同事創立了亞洲健康研究與教育中心，中心一直致力于亞裔人群的癌癥風險研究。
與癌共生
治療已融入生活中
從去年5月底開始，每隔三周，林彥峰要進行一次化療。
四期癌癥不可治愈，只能控制。他選擇的治療方案是化療和口服靶向藥奧西替尼雙管齊下。一部分肺“塌陷”了，林彥峰常常感到氣短。他的辦公室在二樓，但他不得不坐電梯。化療帶來身體反應，也帶來焦慮，“每次感覺和正常人一樣了，快忘了這件事的時候，就要進行下一次化療，這已經融入了我的生活。”
伴隨著治療，持續十周的課程仍在繼續。每周三下午，在穿過校園和走廊去往教室的路上，林彥峰有時不得不將思維從課程中短暫抽離，想想是否應該提前吃點東西——化療后他常感到惡心反胃、食欲減退、喉嚨酸痛、疲憊，為了緩解這種情況，醫生建議他少食多餐。
此外，癌癥照料也成為這門課程中的重要一課。得知自己可能患癌時，他第一時間告知了準備去日本出差的妻子。“我取消了出差，他說當醫生告訴他診斷結果時，希望我在旁邊。”林彥峰的妻子說。
每周陪林彥峰去看醫生的時候，妻子克莉絲汀·陳都會帶上一個筆記本，想要記錄下看診的內容，但很多時候她發現自己根本聽不懂那些復雜的醫學術語。課程進行到第四周，妻子作為照護者來到課堂上分享。她說，作為與患者關系如此親密的人，同時也是照護者，會承擔很多情感上的壓力，“我知道這不會是一個短期的事，但也一定要采取行動，帶患者去接受治療。”
“我說你不能再吃香腸和紅肉了，你現在要吃素。他第一反應是你說啥?”克莉絲汀·陳說。全班大笑，林彥峰接道，“這不是我會吃的東西。”
玩笑背后是極盡瑣碎的日常，他的妻子也曾有感到沮喪的時刻，一頓飯精心準備很久，盡可能搭配出健康又美味的樣子，但很可能林彥峰的反應是，“我受不了這個味道”。“但你試過了，你最好以一種踏實的、著眼當前的心態去面對，會有走彎路的時候，但是不必擔心，我們會熬過去的。”克莉絲汀·陳說道。
林彥峰和妻子有兩個兒子，一個13歲，一個17歲。林彥峰選擇對孩子們坦誠自己的病情，“每一步我們都跟他們講發生了什么，他們非常支持我，一直想幫忙，也應對得很好。”
確診之后，林彥峰對患者有了更深的理解——醫生往往更關注檢查、藥物和治療，但患者必須在治療和日常生活中找到平衡。
確診前，林彥峰每天工作的八小時里擠滿了大大小小的會議，最多時每半小時就會排一個會。確診之后，為了治療他不得不取消一些會議。但他仍沒有長時間休息，他不想停下正在做的事情：授課、看診、研究……他仍舊享受為病人看診的過程，每周保持一定的看診量，即便在身體狀況最差的時候，他也只讓同事幫忙代了兩周的課程。
“我日復一日地繼續過好我的生活，也許這也意味著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會在我身后延續。”林彥峰說。
記錄生活
不論好壞人生仍有意義
幾個月前，林彥峰的腦部核磁共振檢查顯示已經沒有病灶了。2024年11月，課程進行到第八周，林彥峰的復查結果顯示，治療仍在起作用，肺部的結節縮小了，肝臟損傷也在變小，但骨骼的轉移灶還在，結果不好評估。
林彥峰在課堂上說，“我心底有這種希望，某天魔法出現，然后所有的轉移都消失了。”
課程結束前，林彥峰仍在堅持組合治療。他把自己的靶向藥盒帶到課堂上，六個空瓶，一字排開。他說，每次從藥店拿回一盒新藥自己都會很開心，“說明這藥還在起作用”。
維持日常給林彥峰帶來一種確定性，但他也擔憂著身體產生耐藥性，或者現有的治療方法失效。
課堂上，客座教授講授了癌癥不同周期的治療方法和效果。有學生提問每種療法的特點和前景，林彥峰也跟著問，治療兩年后產生耐藥性怎么辦?他開玩笑說，“我朋友有這種情況，我幫他問一下。”
教授沒能給出確定的回答，“一個是發現EGFR背后的機制，精準跟進，一個是細胞為基礎的免疫療法，但這很難，還在開發”。這位教授談到對未來的治療方法的探索，“未來我們希望能控制免疫系統，讓免疫系統起作用，主動和癌癥抗爭。”
現在，每三周一次的化療仍在持續，但藥量有所減輕。癌癥并沒有消失，林彥峰的肺部還有兩個結節，肝臟和骨頭里也還有癌細胞。他早已接受自己的病無法治愈，但也愿意相信，一年后或許就會有新的治療方法和技術。
“我目前的抗爭處于一種穩定狀態，我已經找到一種平衡。”林彥峰現在只參與可以更快看到研究成果的短期研究項目。“那些不知道幾年后會有什么結果的項目，我盡量不接了。”
2024年12月4日這門課的最后一堂課結束，課程獲得了4.96(滿分5分)的學生評分。這是一個林彥峰從未聽過的高分。這門課的助教之一LongshaLiu是一名醫學生。他在接受《斯坦福醫學》采訪時說，這是“一生僅此一次的課程”。林彥峰的經歷讓他有種無助的感覺，“看著自己非常欽佩的人命運如此迅速地改變”。但他同樣好奇，“這個人剛被診斷出癌癥，他立刻想到的是什么呢?”正是這樣抱有不同的好奇，許多學生在這十周里走進林彥峰的課堂。
這確實是一門僅此一次的課程。林彥峰說這門課只開一次，不會再開了。這就是為什么他要把課程錄下來，在網上分享給更多的人，“因為我沒什么更多可說的了”。
第一堂課時，林彥峰曾坦誠地跟學生說：“我很可能死于肺癌，或者由它帶來的其他疾病，在可能一年、兩年或者五年之后，真的猜不到。”在某種程度上，“這節課就是我留給這個世界的信。”
但這并不影響他繼續嘗試新的事物。他想學畫畫，“雖然我畫得很糟糕，完全算不上藝術家。”他知道可能有人會想，你都快走到生命盡頭了，為什么還要做這些(似乎無關緊要的)事呢?但林彥峰說，這就是他作為“人”的部分，也是屬于他生活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