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標題：退休老人再就業不算“勞動者”權益難保障?聽聽專家建議

今年61歲的四川省德陽市羅江區居民李珀(化名)沒有想到，做保潔竟然有傷殘風險——她在清潔樓道時不慎滑倒跌落在樓梯上，造成髖關節骨折，落下九級傷殘。

她雖然在當地一家物業公司長期從事保潔工作，但因為已經達到法定退休年齡且已領取養老金，不能與公司簽訂勞動合同，難以被認定為工傷。無奈之下，她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物業公司作出民事賠償。

像李珀這種情況并非個例。當下，有不少超過退休年齡的人(男60歲，女工人50歲)基于各種原因仍在工作。根據民政部、全國老齡辦等多部門今年10月聯合發布的《第五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基本數據公報》(以下簡稱《數據公報》)，2021年，我國19%的老年人從事有收入的工作。而根據民政部、全國老齡辦發布的《2023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截至2023年末，全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9697萬人。

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不少老年人一邊領養老金一邊工作是一個客觀現象，但囿于現行法律制度，他們只能與用人單位構成勞務關系，很難基于勞動事實享受勞動權益保障，比如他們在工作中存在傷亡風險，但又難以參加工傷保險，導致勞動權益保障存在空白。

受訪專家指出，對于有勞動能力和勞動意愿的老年人來說，即使超過退休年齡，他們也愿意繼續工作，用人單位招用他們，不能讓他們的權益處于制度保障之外，但超齡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又不能構成完全意義上的勞動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構建超齡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依法賦予他們獲得勞動報酬、休息休假、工傷保障等基本權益。

摔傷難以認定工傷

無奈提起民事訴訟

李珀是德陽市羅江區當地人，在從事這份保潔工作之前一直務農。她和丈夫養育了一個女兒，但女兒沒有固定工作，成家后生育兩個孩子，目前都在上學，家里開支還需要老兩口幫襯。

十幾年前，李珀家的承包地納入征地范圍，當地政府除了土地補償之外，還為他們辦理了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他們自己出一部分，政府補貼一部分。因為家庭經濟條件一般，不用務農的夫妻倆開始外出打工，她干保潔，丈夫干裝卸工。

到齡后，夫妻倆相繼開始領取養老金，但數額不高，他們仍需要打工掙錢。李珀長期受雇于當地一家物業公司，在羅江區一小區從事保潔工作，雙方沒有簽訂書面合同。

“我沒有意識到要跟公司簽訂合同，公司的保安、保潔沒有聽說簽合同的，我也沒覺得保潔工作有多大的受傷風險，最多就是磕著碰著。”李珀告訴記者。

2023年10月10日上午，李珀在保潔過程中踩滑摔倒。

據她回憶：從地下室到一樓的樓梯太滑，一不小心就滑倒了，腳動不了。她先是給公司負責保潔工作的主管打電話，但等了十幾分鐘也沒見公司安排人員過來。她只好給女兒打電話，女兒趕過來把她背到小區地面上，然后在居民的協助下坐著女兒的電動車到醫院檢查。

檢查結果很嚴重。醫院給她做了髖關節置換手術，安排她住院十幾天進行治療。出院時，醫囑建議休息3個月，避免外傷，避免久站或久坐，避免劇烈運動。在治療期間，經過交涉，物業公司墊付了3.8萬余元醫療費。

李珀出院后，因為不能繼續工作，多次前往物業公司協商賠償事宜，但物業公司在承擔醫藥費之后僅愿意賠償兩三萬元，雙方無法達成一致。她還多次前往當地社保部門咨詢工傷事宜，被告知其已經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無法認定工傷。

無奈之下，她只好委托當地律師王宇維護自己的權益。在王宇指導下，她向當地一家司法鑒定中心申請傷殘鑒定。同年12月25日，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鑒定意見顯示，被鑒定人屬九級傷殘。

王宇告訴記者，根據她的工作牌等相關證據，她長期從事保潔工作，物業公司負責人也認可她因工受傷的事實，本案基本事實，系超齡勞動者在工作過程中受傷。

“根據現行法律，雖然工傷途徑能為當事人爭取更多利益，但因當事人已達到法定退休年齡，且已領取養老保險，認定工傷可能性較低。若社保部門未認定工傷，我方又提起行政訴訟，則訴訟時間成本很高，并且無法確定是否能爭取到更多利益。”王宇說。

隨后，李珀向德陽市羅江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2024年3月，羅江區法院立案后依法適用簡易程序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在審理過程中，法官主持雙方調解并達成調解協議，雙方確認李珀因滑倒受傷導致的損失為22萬余元，由物業公司承擔70%的責任，李珀承擔30%的責任，物業公司再賠償13萬元。

2024年4月，羅江區法院出具調解書確認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隨后，物業公司向李珀支付了賠償金。

有勞動就會有風險

不適用勞動法規范

青海省一家電力公司的前職工王樹梁(化名)退休兩年后返聘到原單位，在工作中不慎摔傷，至今仍在維護權益的路上奔波。

2021年，在電力公司從事高空作業的王樹梁退休。2023年2月，希望再掙點錢的他被原單位返聘，工作內容是安裝高速隧道變壓器。與退休前不同的是，雙方沒有簽訂合同，僅約定工資日結，一日300元。

安裝高速隧道變壓器是一項技術性要求高、風險相對較大的工作，但對于經驗豐富的王樹梁來說，這并非難事。

可不久后，意外發生了。王樹梁在一次安裝變壓器時不慎從高空墜落，多處骨折，內臟出血。他被緊急送往醫院治療，2023年4月底出院，僅醫藥費就花了好幾萬元。

出院后，王樹梁找公司商談賠償事宜。公司表示，他受傷是因為違反安全規定沒有系安全帶，愿意賠償半年的工資5萬元，醫藥費用后續補發。然而時至今日，公司僅給王樹梁轉賬了3.7萬元，賠償的事情無法談攏，雙方不歡而散。

王樹梁申請勞動仲裁，但因為他是退休返聘，而且已經享受養老待遇，他的申請未被受理。隨后，他委托律師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認定與單位構成勞動關系，然后尋求工傷認定。法院經審理，沒有支持他的訴求。

他的代理律師告訴記者，這條路走不通，接下來將向法院提起人身損害賠償訴訟，“他摔傷以后，再也不能從事重體力勞動，電力公司愿意賠償的金額還不夠支付醫藥費”。

今年62歲的趙竹梅(化名)是青海省西寧市居民，她退休后找了一份工作卻遭遇了欠薪。

趙竹梅12年前退休，一直閑在家里。2023年初，她兒子準備買套學區房以方便孩子上學。她想緩解下兒子的購房壓力，于去年5月經別人介紹到西寧市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工作，負責梳理賬目和財務審計，雙方簽訂一份勞務合同，一個月8000元。

“我干了一年多，一分錢沒給我結。”今年8月，趙竹梅無奈之下向勞動仲裁機構申請勞動仲裁，要求對方支付費用。但勞動仲裁機構不予受理，因為勞務合同不屬于受理范圍，建議她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

她目前找不到勞務合同書，只能委托律師通過各種方式固定證據，然后再向法院提起訴訟。

超過退休年齡后仍從事工作的老年人不在少數。根據《數據公報》披露的抽樣調查，2021年，我國19%的老年人從事有收入的工作。分城鄉看，城鎮14.4%的老年人從事有收入的工作，農村24.5%的老年人從事有收入的工作。分年齡組看，低齡老年人中從事有收入工作的占26.5%。

然而，根據我國現行勞動法律的規定，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人員就業，無法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只能簽訂勞務合同，因此用人單位通常無法為超齡人員繳納社會保險。

“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超過退休年齡并領取養老保險待遇的工作者只要仍在工作，不再適用勞動法規范，而歸入民法調整范疇，也就是通過簽訂勞務合同調整與用人單位之間的權利義務，一旦雙方沒有簽訂勞務合同，或者勞務合同中對相關內容語焉不詳，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就存在真空地帶。”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法研究室副主任王天玉說。

他同時提出，在現行退休年齡制度下(男60歲，女工人50歲，女干部55歲)，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者一直存在，即使新的退休年齡制度實施后，還會存在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者，因為總有老年人有勞動能力又有勞動意愿，有勞動就會有風險。基于上述客觀事實，不能因為老年人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就不能和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不能把這個群體推到勞動保障制度無視或者空白的區域，而應該在制度上認可這種勞動，構建超齡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

在中國政法大學社會法研究所所長婁宇看來，老年人就業結構從以前的第一、第二產業為主，轉變為現在的以服務業為主，他們即使超過法定退休年齡，也有能力做相應的工作，企業從降低成本的角度，也愿意招用他們，但同時應該給與他們相應的勞動保障。

改革勞動法律制度

保障基本勞動權益

為解決實踐中出現的超齡勞動者遭遇工作風險問題，有關部門和一些地方陸續出臺相關文件，探索將已達到退休年齡仍從事工作的人員，與工傷保險體系相關聯。

2016年3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印發相關意見提出，用人單位招用已經達到、超過法定退休年齡或已經領取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人員，在用工期間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或患職業病的，如招用單位已按項目參保等方式為其繳納工傷保險費的，應適用《工傷保險條例》。

2019年4月，浙江省衢州市下發《退休返聘人員參加工傷保險試行辦法》，用人單位聘用男性65周歲及以下、女性60周歲及以下退休返聘人員期間，可為其單獨辦理工傷保險。截至當年11月底，近5000人參加了此項工傷保險。

2024年3月施行的《四川省超齡等從業人員參加工傷保險辦法》規定，已經達到或者超過法定退休年齡但年齡在65周歲及以下的從業人員，可由從業單位為其參加工傷保險并繳納工傷保險費。

根據新近出臺的相關法律，用人單位招用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者，應當保障勞動者獲得勞動報酬、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工傷保障等基本權益。

北京中銀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楊保全認為，為了依法鼓勵條件合適的老年人進入就業市場，需要將老年人就業納入工傷保險的體系中，可以針對就業老年人專門進行工傷保險制度設計，不用跟現行社會保險掛鉤，既降低用人單位的用工負擔，又對就業老年人加以制度保障，還能分散就業老年人遭遇的工作風險。

“隨著相關法律的出臺，我們應在借鑒勞動關系基本保障的基礎上，適應老齡化時代要求，全面清理阻礙老年人就業的不合理規定，針對老年人進入職場出臺頂層設計，與時俱進保障老年人就業權益。”楊保全說。

他呼吁，根據法律規定盡快出臺配套制度，針對就業老年人突破勞動關系和工傷保險綁定關系，比照《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認定在工作中受傷的老年人構成工傷，保護他們的權益。同時，用人單位也要與時俱進，依法保障就業老年人的基本權益。

王天玉認為，對就業老年人來說，其工作崗位、工作內容與其他未退休的勞動者相同，其遭遇的勞動風險是一樣的，應該納入工傷保險的保障范疇之內。“畢竟，勞動行為才是工傷保險要保障的基礎，而不是年齡。”

“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之后，一種思路是，應該放開勞動關系主體的年齡限制，這樣在現行勞動法律框架下，老年人仍然是勞動者，可以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參加工傷保險。另一種思路是，擴大工傷保險的參保范圍，在地方實踐的基礎上，將就業老年人納入工傷保險，比如把工傷保險與其他險種拆分，享受養老保險待遇的老年人就業時，單獨參加工傷保險。”王天玉說。

在他看來，從長遠而言，未來應在這些實踐探索基礎上，改革現行勞動法律制度，將就業老年人納入勞動法律調整范疇。特別是根據相關法律，用人單位招用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者，應當保障他們在工作中的基本權益。

“這意味著，原來定位成勞務關系的超齡勞動者，從相關法律實施之日起正式被納入勞動保障體系，受勞動法律調整。也就是說，雖然超齡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不能構成典型的勞動關系，但通過構建超齡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他們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專門的群體受到勞動法律的保障。”王天玉說。

婁宇建議，下一步要在各立法層面予以銜接配合，應該適時修改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明確和細化勞動保障基本權益的類別，各地也可以根據地區產業發展情況、勞動者分布情況進行立法。同時還要加強勞動監察和勞動仲裁工作，把法律規定真正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