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生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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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說給人的第一印象是經常超越“人之常情”，然而科幻小說家在創作中實則流露出對人類在運用科技方面回歸人之常情的渴望，因為科技本身并無倫理之爭，其所帶來的結果卻值得創造者與使用者進行倫理的考量。科技倫理（Technoethics）這一詞語由加拿大科學與技術哲學家羅奇·盧皮奇尼提出，強調科技發展的道德意義、科技使用的道德責任、科技應用的道德風險評估等倫理考量，其終極要義是保護并促進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在科幻小說中，技術的進步與人性似乎是難以交融的平行線，作者希冀可以找到一個交叉點來審視二者的矛盾沖突，故事的最終走向通常會回歸到其本質問題：技術的進步最終會給人類社會帶來什么？

科技倫理意識的覺醒

科學技術自其誕生之初就逐漸與倫理關聯在一起。蘇格拉底“知識即美德”的觀念將“知識”與“美德”并置，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的宣言高度肯定了科學之于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科學技術與倫理之間是辯證統一的，科學技術推動倫理道德的發展，而倫理道德則相對獨立，并反作用于科學技術。長久以來，科學技術都被視為一種正向的推動力量。然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分子利用科學技術在人類身上所做的生物實驗開始引發人們反思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問題，二戰結束前的原子彈爆炸事件更是撥動了人們對科學技術價值反思的琴弦，點燃了科技倫理誕生的歷史火焰。人與自然、科學與自然等的關系成為現代倫理學關注的重點，并引發人們不斷追問，應如何規避和應對現代科技帶來的巨大風險？

“人”與“非人”是否有界？

1818年，瑪麗·雪萊在《弗蘭肯斯坦》中就反思了科技倫理的問題。弗蘭肯斯坦身上沒有科學家應有的正義與理性，而是一個濫用科學技術的魔鬼。他隨意創造生命，卻未能賦予生命應有的尊嚴。他所創造的怪物被拒斥于人類社會之外，而弗蘭肯斯坦本人最終也和他的所造之物一起淪為了科技的犧牲品。

在科技飛速發展的當下，人類需要重新審視自身與“非人”的關系，重新定位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著名科幻小說家丹尼爾·凱斯的星云獎獲獎作品《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正是圍繞“人”與“非人”的模糊邊界而展開。書中主人公查理·戈登經歷了從依靠手術實現智商提升，到珍視生活、實現心靈成長的過程。先進的手術技術讓他體驗到了變聰明的快感，卻依然未能幫助他贏得應有的尊重。書中的研究人員以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為名，讓查理成為提升智力手術的實驗對象，卻從未向查理解釋清楚手術的目的以及可能帶來的后果。查理同實驗室的小白鼠阿爾吉儂一樣，只是任人擺布的“非人”存在，是為醫生、教授等研究人員帶來名利的工具。

手術后變聰明的查理開始對知識充滿渴望，大量閱讀莎士比亞、彌爾頓、牛頓、愛因斯坦、弗洛伊德、柏拉圖等人的著作，“以及所有其他名字，像教堂的鐘聲一樣在我腦海中回響”。查理想要通過對知識的占有彰顯自己已然成為聰明人，但學習知識卻讓查理付出了巨大代價。他不再相信權威，不斷對權威的論斷發出挑戰，也自此陷入了社交障礙的狀態中，人們拒絕與查理交流，甚至曾經治療查理的醫生與教授也不愿與查理再有往來。究其根源，人們懼怕的不僅僅是查理的改變，而是他們與查理之間關系的變化，害怕自己成為被查理管控的對象。在福柯看來，知識就是權力，擁有知識便獲得權力。查理曾經的智障讓他失去了擁有知識的能力，成為面包店打工人中的另類、醫生和教授眼中的“他者”。然而，一旦查理獲得知識，成為掌控話語權力的主體，人們便對其充滿敵意。因此，查理變為聰明人的這一變化最終導致他失去了面包店的工作。

當智力增長后的查理獲悉手術最終會失敗，他將像實驗老鼠阿爾吉儂一樣退化回智障狀態，甚至不得不面臨死亡時，查理陷入恐慌，難以接受智障的自我。先進的科學技術未能使查理將過去與現在結合起來，反而分裂了查理的自我。查理否認術前自我和術后自我是一體的，而是讓位于一種更碎片化的自我意識，拒絕接受他的智力殘疾。

隨著智力不斷退化，查理開始作為一個獨特的、獨立的個體，來看待另一個智障的自我。“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那是查理，而不是我。他臉上那呆滯而疑惑的表情。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充滿了恐懼，仿佛只要我說一句話，他就會轉身，跑進鏡像世界的深處。但他沒有跑。他只是回望著我，嘴巴張著，下巴松弛地垂著。”查理從智力上升、達到巔峰到回落原有狀態的過程，也是他審視多個自我，并在此過程中開始認識和接受不同階段自我的過程。在小說結尾，查理要去為殘障人士開設的沃倫之家，但這也是他主動作出的選擇。

科技倫理中的“人之常情”

如今，人與科技間的融合與依存愈發突顯。若要實現人與技術間的可持續依存，需要在充分尊重創造之倫理和技術使用之倫理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當代科幻小說家就曾批判科技應用中的人類利己主義。克隆人是僅次于賽博格的第二個最常被提及的后人類例證，賽博格被認為是人與機器的混合體，而克隆人是人類細胞的重建與組合，是純粹的人工制品。盡管組建克隆體的物質是人類基因，但其人造屬性使“它”成為有別于人類的非人類存在。但克隆人及克隆技術引發了人們的一系列倫理思考：克隆人是否應具有人的權利？克隆人應當被界定為何種身份？

2005年，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的《別讓我走》通過講述克隆人的成長經歷，試圖闡釋克隆人議題中的一個敏銳話題：人類造物主與其創造物之間的關系如何？石黑一雄并未開宗明義地指明小說中寄宿學校的學生為克隆人，而是以細節提示讀者，這些孩子的身份為器官捐獻者，其存在目的就是挽救衰萎的人類生命。然而，克隆人卻并非沒有思想、僅有人類生物性特征的個體。書中的克隆人在一次次的器官捐獻中緩慢而痛苦地死去，在石黑一雄的悲涼筆調中，映射出對人類所作非人道行為的反思，以及對于科學創造尊重人性、擁有人道關懷、回歸人之常情的渴望。

上述作家書寫的故事均發生在地球之上，而在航空航天事業飛速發展的當下，星際關系以及星際合作同樣成為科幻作家的關注重點。當代科幻小說大師金·斯坦利·魯賓遜的《2312》就將地球置于太陽系的背景中，強調在人類能夠成功運用高科技將荒蕪肅殺的行星轉變為宜居星球的24世紀，即使時空轉移、居住星球發生變化、人工智能高度發達、機器人與人類共存、科技已經發展到能夠改造人體，人性關懷在任何時空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性依然未改變。

“你們好，我叫斯婉，從水星來。”這是故事主人公遇見智能機器人時的自我介紹，也是作者魯賓遜為讀者描畫的300年后人類生活的縮影。書中來自太陽系不同星球、不同種族、不同性別之“人類”，與以酷立方機器人為首的高度集成的量子計算機之“非人”共存。酷立方沒有情感，而人類有之；酷立方哪怕披上人皮，內心依然無有對社會生活的些許溫情，而人類星球互通、人與非人相互聯通的24世紀初，依然亟需保有“成為真實自己的機會”。《2312》被譽為科幻小說的拓疆之作，自2012年發表后斬獲包括星云獎最佳長篇小說在內的多項國際大獎，正是因為其中不僅有對人類利用科技謀求一己私利的批判，更有對星際之間相互合作、互利共贏、追求正義、實現各星球和諧共存未來的展望。小說也提示人們，在一個科技似乎可以改變一切的時代，人們對自我身體、星球生態和生命的尊重，仍然是人與宇宙共存發展的必要前提。在宇宙中，地球只是“滄海一粟”，正如在地球上我們人類是渺小之輩一樣。人類的足跡可以踏至星辰大海、上天入地，但無論身在何處、與誰相處，人之常情中的道德感應當永存。

在這些優秀的科幻小說中，科技濫用的背后，映射出人們所關注的僅僅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短期利益，而忽視了長遠的因果關系。若科技淪為攫取個人利益的手段，則無法造福生命。人類需要科技，但高科技的發展卻要有倫理為最根本的參照，否則就可能會造成災難性、毀滅性的后果。科技倫理和科幻小說經典中強調的人性與道德感，恰恰能夠給當下投身科技事業、使用科技產品的人們帶來啟發。（張生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