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的師生都要面臨論文的考察。但你能想象，對于有些人來說，發一篇論文，可以像網購一樣輕松嗎?

在論文買賣的流程中，買方只需要交錢，賣方代寫代發“一條龍”服務。如此“簡單”的操作背后，知識生產活動已經超越本應有的邊界。

論文買賣市場需求旺盛，博士生為求職買SCI論文

在高校運行的種種標準中，論文是“硬通貨”之一。事關職稱晉升、評優評先，有的還是入門任教的基本門檻。

2010年年初，媒體刊發一則報道，披露武漢大學沈陽研究團隊的調查發現：我國買賣論文2009年產值高達10億元人民幣。

10年后，論文買賣情況如何?記者輾轉聯系上了一位當事人。

劉勁，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在南方一所職業學校任教。現在，他和朋友正攻讀海外一所高校的博士學位。因為疫情原因，大部分時間在上網課。

關于讀博的目的，劉勁直截了當：沖出重圍，到一個三本或者是好的二本學校任教。在讀博的“四年規劃”里，最關鍵的一環是“發SCI論文”。

按照劉勁的說法，憑借博士學位，再加上SCI論文的優勢，在一般本科院校求職不成問題，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獲得一筆可觀的“安家費”。在他的盤算中，這筆投資是“劃算的”。

2020年年初，“經過長時間考察”后，劉勁和朋友決定買一篇SCI論文。兩人合寫，分別為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他們打算買的是“四區論文”(注：期刊按照影響因子高低依次排序，此為SCI中最低區域)，“全程一個月代寫代發，前前后后一共花39000元就可以搞定。”

在和朋友分別交了5000元，一共1萬元訂金的兩個月后，劉勁收到了一份期刊的用稿通知，“不過，正式出刊還要等半年。”

但是，現實很快發生了變化。

2020年，科技部印發了《關于破除科技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意見(試行)》，教育部印發了《關于破除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意見》。兩部委對SCI論文相關指標的使用提出了要求，“評價重點是論文的創新水平和科學價值，不把SCI論文相關指標作為直接判斷依據”。

劉勁發現，“算盤好像打錯了。”一些高校改變了論文評價標準，不再將SCI論文與教師招聘硬性掛鉤，“四區的SCI論文好像已經沒有優勢了。”原本打算再發一篇SCI的劉勁告訴朋友，“還是算了”。因為已經收到的第一篇論文的錄用通知，他們只得“硬著頭皮付尾款”。

那高分區的論文能買嗎?一位高校教師透露，期刊影響因子越高的論文越貴，“一區的論文叫價高達10萬元以上。這種情況雖少，但并非沒有。”

要價2000元代寫本科論文：“改到你滿意為止”

除了評聘職稱、完成科研任務過程中存在買賣論文，這股“歪風”也開始在碩士和本科學段中蔓延。

記者在一個擁有近500名學生的微信群里詢問：“是否有人可以代寫本科論文?”

不到一分鐘，一個名叫李彬，備注為新疆某大學碩士研究生的人，加上了記者微信。“如果是新聞傳播或者經濟學本科論文，我可以來。”

在了解論文大致方向后，李彬表示：“我這個學期剛好有一個專題做的就是這個”。言下之意，他的課程論文可以“改一改”，賣給記者。

為了打消記者的“顧慮”，李彬向記者展示自己的豐富經驗，他此前還接過經濟學本科論文代寫，因為他本科學經濟，研究生學的是新聞傳播。

在費用方面，他補充說，如果加上開題的內容，要價2000元。不過，他一再強調“包修改”，“會根據導師提供的修改意見，改到你滿意為止”。

此外，李彬還透露一些網店論文買賣的“套路”，勸記者小心“買論文上當”：“網上的代寫要便宜些，大概1300元左右。他們會找一篇論文，翻譯成小語種，再翻譯回中文，直接發給你。這樣的論文，雖然看上去是原創，但是語句不通順。如果讓他們修改，需要再加錢。”

為了印證這種說法，他隨后給記者發來一張截圖，有“客戶”抱怨網店的論文代寫業務，“改一次，還要花一次錢。”

記者問由他代寫論文，會不會有被查出來的風險?李彬痛快地回答：“你不說我不說，誰能知道?”不過他也提醒，“在交論文和答辯前，你要提前看一下論文，不然你答辯回答不上來，我可沒辦法。”

網店論文售賣屢禁不絕：遇發稿高峰“需等待半年”

臨近畢業，北京某高校博士生佑青正努力撰寫20萬字的博士論文。“寫論文”和“發論文”的要求，一直讓她和同學們感受到很大壓力。

面對有人一年之內發好幾篇SSCI論文的情況，佑青覺得“有問題”。但是有同學似乎看透了此中玄機，對此輕描淡寫，“這很正常，出錢買知識版權而已”。

這弄得佑青“很無語”，她告訴記者。“一些網店可以提供論文代寫服務，還可以保證質量”。

此前有媒體報道稱，一名工作在上海的博士生在網上公開售賣SCI論文已10年，先后賣出了100多篇論文，發表于國內外學術期刊，牟利數百萬元，買家多為高校師生。

記者調查發現，此類明目張膽的店家已被下架處理，但并非銷聲匿跡。順著佑青的提示，記者找到一家網店，搜索“期刊”，出現大量“期刊查重”等店面信息。記者隨機進入一家網店提出：“就讀研究生，評獎學金，需要買論文。”迅速得到回復，“加微信聊，方便安排期刊專員，一對一推薦合適的期刊。”隨后，期刊專員粒粒加上記者微信，詢問要求后，迅速為記者選定了一家普通期刊，代寫代發，報價1600元。這一費用包括文章修改潤色費、公關費、版面費等全流程費用。

粒粒催促記者趕快確定，“現在發刊高峰期，很多2021年畢業生要發刊，現在都來提前準備了，滿稿很快。如果要上那種可在知網上查到的期刊，需要等半年左右。”

佑青的疑問是：“如果學術道德不足以約束這些行為，為何不把論文買賣判定為違法行為，至少在知識產權領域可以探討。”

2018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對從事學術論文買賣、代寫代投以及偽造、虛構、篡改研究數據等違法違規活動的中介服務機構，市場監督管理、公安等部門應主動開展調查，嚴肅懲處。

法律監管缺位、學校不愿公開處理，遏制論文買賣難

很多人都有發表論文的需求，但期刊本身是稀缺資源，發核心期刊、發SCI收錄期刊的要求，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情況。

武漢大學教授張琳坦言，我國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還難以有效懲治買賣論文行為，對論文的需求方、代寫方、第三方中介機構沒有產生足夠威懾。她建議，“對論文買賣行為和涉及的相關主體，制定明確的法律法規加以規制”。

“有剛需就會有市場。”張琳說，論文買賣十分隱蔽，查處難度大，學校一般很難實施有效管理。即使查到了，出于對學校聲譽的保護，也大多不愿意公開處理，甚至可能有意遮蔽。

事實上，每位科研人員的研究方向都相對明確、固定，想在論文買賣市場上找到與自己研究方向完全一致的論文是很難的。張琳舉例說，自己一直從事科技評價與科技政策研究，假如她某天突然在SCI期刊發表了一篇企業管理的論文，“必定非常可疑”。

記者調查發現，部分教師花錢買論文，發表和日常研究相關性不大的論文，并不鮮見。在論文買賣鏈條上，這是一個容易發現的破綻。

“在未來，我國建立起負責任的同行評議制度與良好的科研文化氛圍下，一般科研人員應該不敢冒這個風險。”張琳口中的“同行評議制度”，指的是評審專家需要針對論文實質內容和價值作出高質量評判，進行事前把關。“創新性強、高質量的論文，在相對低端的論文買賣市場是很難找到的，因此會大大減少論文買賣的需求。”

此外，針對本科和研究生層面參與論文買賣的問題，張琳認為，需要導師落實全程指導和監管責任，加強各層級學位論文的審核審查，“校內校外盲審不能為保畢業率而流于形式”。

在破“五唯”的背景下，我國亟待建立具有實操性的多維綜合評價體系，張琳補充道，“當新的評價體系逐步完善后，學界對論文發表的單純性依賴自然會降低”。

建立學術成果終身問責制，治理學術交易

近些年，在高校盛行以論文考核方式的背景下，當買版面發展成買論文，與論文有關的違規行為愈演愈烈。

清華大學副教授王傳毅認為：“論文買賣是一種學術交易，與論著的不正當署名一樣，是人情、權力、資本以不合規的方式換取知識產權的活動，從性質上來說是學術造假。”

“根治學術交易，要充分認識到‘三個不可能’。”王傳毅提醒，同行評議不可能完全解決問題，論文署上自己未成年孩子名字，也能發在經過嚴格同行評議的SCI期刊上。完全摒棄論文標準也不可能，其他形式的學術成果一旦納入評價，也同樣會被“交易”，還可能出現“因噎廢食”的情況，畢竟論文是經過學術共同體評價后的知識增值，存在其合理性。加強網絡監管，也不可能杜絕第三方中介的出現，只要獲益超過成本，學術交易就會以更加隱蔽的形式出現。

王傳毅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建立學術成果終身問責制，使企圖學術造假、學術尋租、學術交易者不敢干、不易干、不愿干。在成果發表前的評閱階段，增加學術倫理審查環節，評閱人可隨機聯系任一作者，要求提供與其貢獻相匹配的材料。”

事實上，當前國際學界倡導開放數據、開放同行評議、建立國家級公開透明的科技成果交流平臺。“一旦需要發表論文，就必須把論文相關數據、過程、成果，上傳到一個公共平臺向所有人開放，接受借鑒、質詢和監督。”張琳認為，“使科研數據信息、評審信息和成果信息最大程度開放和透明，將大大增加論文買賣等學術不端行為被發現的可能性，有助于促進科研誠信建設。”

“論文刊出后，并不應該一勞永逸。”王傳毅建議，當論文成果用于后續學術評價活動，如招聘、評獎、面試及項目申報等，同樣增設學術倫理審查環節，按需采用面試、電話或郵件方式，隨機對作者學術成果貢獻的真實性進行核驗。他表示，“一旦發現做假行為，或經舉報查實，納入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終身追責。”

(本報記者 陳鵬，本文部分受訪者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