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監管與行業違規亂象的“戰局”逐漸步入白熱化。5月6日，據北京商報記者不完全統計，4月保險業接受銀保監系統罰金近2000萬元，受罰主體除常見的財險、人身險公司和中介機構外，亦有多名個人保險代理人。業內人士認為，保險業亂象與激烈且趨于同質化的市場競爭有莫大關聯，監管在“槍打出頭鳥”的同時，也應該完善相關的收入機制，同時考慮市場實際情況“寬嚴相濟”。

以罰單發布日期為準，4月銀保監系統向保險業發布罰單數量合計138張，罰金1989.45萬元。其中，會級罰單2張，罰金達82萬元;局級罰單65張，罰金達1015.95萬元，分局罰單71張，罰金達891.5萬元。對于分局級保險罰單占總罰單張數高達51.45%，罰金占比高達44.81%的現象，有業內人士認為，這體現了監管下沉效果明顯。

與此同時，4月保險監管頂格處罰力度不減。其中，浙江安信保險代理有限公司余姚營業部因財務及業務報表報告記載的事項與實際情況不符、向未進行保險銷售執業登記人員發放傭金，被罰停止接受新業務一年，相關責任人被撤銷任職資格。

“保險代理機構的營業收入差不多全部來自代理銷售保險產品。如果被頂格處罰停止新業務一年，也就意味著營業收入會大幅下降，甚至幾乎歸零，因此對保險代理機構的影響是致命的。”首都經貿大學保險系副主任李文中指出，這也警示所有保險市場參與者要加強內控管理和合規管理。

而分機構來看，北京商報記者梳理發現，除了常見的財產險、人身險公司和保險中介機構之外，個人保險代理人的身影也出沒于4月受罰主體之中。

其中，山東菏澤銀保監分局便在4月初接連發布三張罰單，對三名個人保險代理人予以警告。如代理人任某欺騙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在面向外部客戶營銷宣傳時使用的《保險進社區》等課件中，存在使用未經核實的重大疾病生存率、腫瘤發生率、意外事故、理賠數據，夸大了保險責任及保障范圍，課件中引用與現行《重大疾病保險的疾病定義使用規范》不符的說法這些問題。

除此之外，其余被處罰的個人保險代理人亦有欺騙投保人、隱瞞與保險合同有關的重要情況、誘導投保人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行為。

對于今年4月個人保險代理人頻收罰單，李文中分析稱，這主要是因為個人保險代理人執業環境復雜，實際上進行全程錄音錄像有困難。同時，少數個人保險代理人職業操守存在問題，存在僥幸心理，通過誤導客戶來謀取個人的短期利益。

李文中建議，監管部門需要加強對個人保險代理人銷售保險產品的可回溯管理，同時他指出，保險科技的發展為此提供了條件。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中國保險和養老金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朱俊生則認為，個人保險代理人的違規與代理人首年保費傭金較高、后續基本斷崖式遞減的收入機制有一定關系。這種傭金機制容易使得代理人產生短期行為，應該有更多完善，激勵代理人的長期行為。

而從處罰事由來看，除了依然常見的編制虛假資料、違規返傭等之外，保險費率未報送、實際費率與備案費率不一致這一類亂象在4月罰單中亦愈發突出。

以人保財險曾都支公司為例，日前隨州銀保監分局發布的罰單便顯示，2019年4月19日-11月18日，人保財險曾都支公司個人代理人黃某等10余人名下出單車險業務80余臺，涉及簽單保費28萬余元，人保財險曾都支公司在報批手續費率的基礎上，為每單業務按照凈保費的1%-25%增補手續費，共計2.45萬元。

“保險公司不備案費率或不按備案費率銷售保險產品，一方面說明保險市場競爭比較激烈，另一方面保險公司合規管理存在問題。”李文中認為，一方面監管部門需要依法加強對保險產品和費率的監管，也需要考慮根據市場發展的實際情況逐步放寬對費率的管制，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保險公司也需要加強合規性管理，嚴格遵守保險費率監管規定。

此外，保險業“內鬼”騙保亂象依然“殃及池魚”。江蘇銀保監局4月中下旬發布的一張罰單便顯示，民太安公估江蘇分公司未按規定對該分公司部分保險公估從業人員開展培訓教育，合計被罰2萬元。

罰單顯示，對于該分公司車險查勘員張某，在其2018年2月-2019年4月在職期間，民太安公估江蘇分公司疏于對其日常管理，未對其開展相應培訓教育。2018年4-8月，張某伙同他人先后故意制造3起車輛碰撞的交通事故，共計騙取2家保險公司保險理賠款1.78萬元。

業內人士指出，要防治此類保險營銷“內鬼”勾結騙保亂象，保險機構要從加強公司管理、強化制度建設、提高人員職業道德、使用新技術手段等方面來防范騙保;同時，從監管者角度來說，一方面要加強對4S店和保險公司的監管，另一方面要在制度與技術上對保險公司加以支持，提高其反欺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