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在倫敦市場認購中國太保GDR，又在8月參與了水滴公司D輪融資的瑞士再保險，卻在近日清倉了新華保險。

5月24日，根據港交所信息顯示，瑞士再保險在場內以29.2港元/股的均價，悉售約7785.78萬股新華保險H股股份，清倉套現22.73億港元。

遙想初入股時，瑞再表示，投資新華保險是因看好中國的高增長市場。此次清倉，瑞再仍稱“長期看好中國市場，同時也期待與中國的合作伙伴們，包括新華保險進一步拓展我們的業務關系。”

那么，牽手七年，緣何在此時離去?或許也可以從新華保險近些年的高層“動蕩”中找到一些答案。

瑞再持股七年半清倉

回首來看，瑞士再保險于2013年11月從蘇黎世保險手中購買了約1.53億股新華保險H股股份，相當于后者總股本的4.9%，總交易金額約38.21億港元。

彼時，瑞士再保險集團負責人闡釋投資新華保險時表示，“中國是全球第五大保險市場，但是保險滲透率還相對較低。投資新華保險使我們能夠抓住中國市場中潛在增長。這一投資再次體現了瑞士再保險對高增長市場的承諾，以及我們向領先的保險公司投資的策略。”

入股之后，瑞再于2017年10月31日首次通過大宗交易以每股47.30港元的價格賣出7500萬股，套現35.475億港元。此次減持之后的一個月，新華保險H股股價上漲至52.858港元，但這也成為其歷史高點。以目前新華保險H股不到30港元的股價來看，若沒有2017年精準的高點減持，瑞再的投資收益也難言優秀。

據Wind數據估算，考慮入股后的歷年分紅(不考慮分紅再投資等)，瑞再在對新華保險的投資中合計收回約62.6億港元，除去入股成本后，七年多的時間，瑞再投資新華保險總共實現投資收益24.4億港元(約合人民幣20億元)。

瑞再研究院曾在2019年發布的sigma報告中預計，中國極有可能在2030年代中期成為全球最大的保險市場。同時，近年來其也不斷加碼對中國市場的投入。

2020年6月，瑞士再保險作為基石投資者，參與認購在倫敦上市的中國太保2888.3409萬份的GDR(全球存托憑證)，占其發行GDR總數(超額配售權行使前)的28.08%。目前，瑞士再保險已派高管人員入駐中國太保的董事會。

隨后的8月，瑞士再保險與騰訊聯合成為水滴公司D輪系列融資中的領投方，水滴公司上市前，瑞士再保險持股比例為5.7%。而水滴公司也是瑞士再保險在中國投資的首家保險科技公司。

從上述動作都可以看出，瑞士再保險已經將中國定位為“重要的戰略市場”。既然如此看重中國市場，又緣何拋棄新華保險?或許與近些年，新華保險的多次換將有關。

七年四換董事長

在相伴的七年多時間里，瑞士再保險見證了新華保險四次更換董事長，多次調整公司發展戰略。2013年入股時，時任新華保險董事長康典，正在推動公司價值轉型，這位擁有銀行、信托、券商等多元背景的掌舵人，卻一改之前公司“廣撒網”的策略，欲回歸壽險軌道，并且“只做純壽險，連財險都不做”。

但走“純壽險”這條路顯然并不容易，2013年新華保險經歷了史上最為艱難的開門紅，開年保費收入連續數月負增長。2015年更是直接丟掉了壽險前三甲之位。

2016年，繼任者萬峰在新華保險內部掀起了一股改革旋風。和康典相比，萬峰的轉型思路更加明確。按照萬峰提出的五年規劃，第一步是2016-2017年的轉型期，將以期交和續期保費增量逐步替代躉交保費，初步建立期交和續期拉動業務發展的模式;第二步是2018-2020年的收獲期，形成續期拉動發展的模式，著重發展長期期交業務，加大業務結構調整。

但在大砍銀保渠道，徹底甩掉躉繳保費后，新華保險保費規模也大幅下滑。2016年，新華保險實現保費收入1125.6億元，市場份額從2012年的9.8%縮減到了5.2%，行業排名下滑至第九。2017年，新華保險保費收入出現負增長，也是在這一年，瑞士再保險進行了第一次減持。

2019年初，轉型計劃行至中局，萬峰因個人年齡原因辭去了新華保險一切職務離開。但針對萬峰的“鐵腕”改革舉措，業內都給予了非常正面的評價，亦有同行評價萬峰其人“是一個有趣的怪老先生，唐吉坷德式的人物”，“很多年來一直堅持自己的一套理論，有情懷、有些理想主義，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不能說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職業經理人。”

萬峰曾在新華保險新年致辭中表示：“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只是宏觀環境多變，最終卷子得分幾何，規模和經營的辯論題如何權衡，或許不同的人會打出不同的分數。

萬峰離開后的七個月，新華保險董事長由黎宗劍代行，直到2019年8月，來自大股東中央匯金的劉浩凌“空降”新華保險就任董事長;同年，新華保險聘任李全為首席執行官、總裁，新華保險進入“劉李時代”。

上任伊始，新的領導班子便提出了“二次騰飛”的發展目標，為確保取得預期發展效果，新華保險提出了“期躉聯動優勢”的“打法”，將銀保渠道作為“二次騰飛”的重要突破口。

然而，上任僅17個月的劉浩凌卻在今年1月20日突然辭任董事長。接替者徐志斌依然是來自中央匯金的“空降兵”，但他卻并沒有保險業任職經歷，其任職資格尚需銀保監會核準。

北京聯合大學管理學院講師楊澤云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險企更換董事長的可能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的還是大股東變動以及經營業績或者利潤未達到董事會的預期。”

“不考慮長期履職到年齡上限的情況，并除去由于新出現的健康等個人的因素，頻繁變更主要領導一般不利企業發展，至少從事后看是不利的。因為企業的人事及戰略很容易多變，造成組織結構、考評標準、文化等的不穩定性高，損害高管及一般員工形成長期行為導向，還影響外部合作的持續性。”中國社會科學院保險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楠向本報記者說道。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中國保險與養老研究中心總監朱俊生告訴本報記者：“一般而言，如果在較短的時間內頻繁更換董事長以及高管，其實不利于一個公司的戰略延續性，因為一個戰略或者一個轉型措施提出來，還沒有實施完就換人，新的人又有不同的想法。但好處在于求變，因為不同人有不同的思路，也有利于變革。”

不過，朱俊生也強調，一家公司大的發展戰略的決定，應該是非常審慎的多方論證的結果，一旦確定下來，根據形勢發展的變化作出微調沒有問題，但總體的戰略堅守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