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新路徑推動“鏈式”轉型路徑

2022-08-05 08:10:20來源：北京商報

在數字經濟的浪潮中，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仍在摸索中前進。8月4日，工信部官網發布了前一日召開的中小企業數字化工作座談會相關情況。會議提出了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3+1+N”工作機制與“鏈式”轉型路徑。前者為打造優秀案例，后者則為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通力合作。業界專家分析稱，目前，中小企業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普遍面臨缺錢、缺人、缺技術的困境，在尋找更合適的數字化轉型路徑上，以大帶小的“鏈式”發展或許能開辟一條新的道路。

“鏈式”新路徑

會議提出的“3+1+N”工作機制，即健全完善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政策、評價、服務三大體系，籌備辦好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大會，培育推廣一批大中小企業協同數字化轉型典型模式和解決方案。

同時，會議還指出，要將政府與市場作用相結合。一方面，要加強政府引導，通過強化財政支持，撬動龍頭企業、社會資本合力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要發揮大企業引領作用，帶動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中小企業“鏈式”數字化轉型。

對此，北京工商大學商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洪濤表示，“3+1+N”工作機制和“鏈式”數字化轉型對于中小微型企業小散亂差的現象具有重要作用。“‘3+1+N’工作機制可以探索模式試點、推廣多種示范，‘鏈式’數字化轉型是數字化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根本要求，重要的問題是解決‘兩張皮’的問題，解決從實際出發的數字化轉型模式。”洪濤如是說。

近年來，助力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各國都在行動。我國在政策層面也不斷加碼。“十四五”規劃綱要中便專門設置“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章節，并對加快建設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營造良好數字生態作出明確部署。工信部圍繞提升中小企業數字化能力，積極培育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主動支持數字化賦能平臺發展，切實鼓勵各類主體做好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服務。河南省發布首批15家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心創建單位，切實打造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服務組織。在支持中小型制造業企業“上云上平臺”的需求側政策推動下，廣東省當前已累計推進2.25萬家規上工業企業數字化轉型。

數字化轉型難在哪

事實上，在數字經濟伊始、政策尚未集中發力之時，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呼聲便開始出現。北京社科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智能社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王鵬認為，數字化轉型對于企業本身提質降本增效、優化流程、拓展業務、增加盈利能力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急需發展的中小微企業而言。

近年來，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不乏優秀案例，疫情期間的“無接觸配送”便是很好的例子。如良品鋪子、林清軒、紅蜻蜓三家品牌在疫情期間業績不降反升，究其原因，正是當在聚集性活動受到限制時，這些企業探索了多種數字化“無接觸模式”，如無接觸點取餐、共享員工等，實現了逆市數字化轉型。此外，美團也首創了“無接觸配送”模式。

與此同時，許多中小型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也面臨著一些難點。“概括來看轉型的難點主要是缺錢、缺人、缺技術，缺錢則是主要因素。”王鵬解釋道，首先，規模以上企業一般都有專門的信息技術部門和相關技術，而中小企業在該領域比較欠缺;其次，數字化轉型需要復合型人才，而中小企業本身人才的吸納能力相對有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資金，沒技術、沒人才，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方法來解決并賦能，但資本不夠雄厚的中小企業不一定能額外有這部分資金。

“歸根到底，有錢能解決很多事情，而中小企業資金的問題則需要國家政策和市場予以解決。”王鵬說道。

數字化轉型成本高是怎樣一個概念?中國企業研究所秘書長唐大杰從企業數字化管理的角度舉了個例子，“目前，市場上優質、低廉的企業信息化服務供應商較少，整體處于高度壟斷的狀態。尤其在制造業領域，當要利用信息化系統進行數字化管理時，主流信息化服務供應商如德國的SAP和國內的東軟集團相關服務年費動輒便上百萬元，一般的中小企業很難用得起”。

此外，洪濤則解釋了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中的一些具體業務問題，如由于沒有采用正確的數字化技術，導致數字化增加了企業的成本，而不是降低成本;沒有將數字技術與業務緊密結合，只是數字+技術的“兩張皮”。

如何更合理地進行數字化轉型，中小微企業依舊在摸索之中。

“大帶小”如何落地

在眾多發展路徑中，相較于發展模式上的倡導，唐大杰認為“鏈式”的數字化其實是一個更有價值的提法，也是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時最合理的一個路徑。

“為什么我們中小企業數字化做不好呢?原因有很多，其中一點就是‘鏈’沒有形成。企業要完成數字化轉型、實現數字化管理以及與上下游供應鏈形成對接，成本非常高。所以中小企業很難享受到完整的數字化服務，‘鏈式’則是一個比較好的視角。”唐大杰解釋道，即在一個產業鏈里面，由核心企業發揮關鍵帶動作用。

如何發揮核心企業的帶動作用，唐大杰表示，可以由整個產業鏈里面的核心企業為主導，形成信息共享平臺、結算平臺、銷售平臺等。他舉了一個汽車行業的例子：比如比亞迪作為一家大的汽車公司，上游有些小型制造公司給它提供車玻璃、方向盤等，這些小制造公司自己可能沒有能力購買數字化管理服務，但比亞迪的數字化平臺可以向這些供應商開放，促使彼此知道各方生產、供應、物流、結算等一系列進展，從而實現數字化銷售管理和市場管理以及更好的合作。

在這個由上下游企業自主發力的產業鏈里，政府可以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唐大杰給出了另一個維度的建議。首先，數字化轉型需要的大量基礎設施，如物聯網建設就相當于信息化里的高速公路和倉儲，應該由政府來提供較好的限期投資、產業規范和行業標準。其次，在核心企業為中小企業提供轉型升級的帶動作用后，政府可以給核心企業一些補貼，如加大減稅等，同時也可以給中小企業提供有利于其發展的一些金融支持。

在產業鏈和政府之外，唐大杰認為數字供應商也可以發揮很大作用。“政府可以鼓勵信息化企業更多地提供相關的數字化服務。”他如是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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